北京有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皇家宫殿紫禁城，她同时还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860年间的绘画孤品、绝品，这里都有收藏。这里有纸绢类元代书画130多件，有明代包括吴门画派在内的诸多名家精品，有清代宫廷画和西洋画家供奉内廷的传世之作……假如想看中国美术史上最辉煌、最繁荣、最具创造力、最有中国特色的经典作品，来北京，足矣。

　　1956年7月29日中午，西方现代派艺术创始人毕加索将别墅大门为中国画家张大千敞开。那天，张大千看到毕加索研习中国画的作品，正惊讶于源远流长的中国画艺的影响之广大，这时，毕加索说：“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首先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所以我最莫名其妙的事，就是何以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东方人要到巴黎来学艺术？”起初，张大千还以为毕加索是出于谦虚和对中国艺术家的客气而如此“溢美”，但当他认真看完艺术家每一幅中国风的“习作”，他开始明白，毕加索是真心被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中国丹青所吸引。

　　沿着毕加索的赞美回望历史，在中国元朝最兴盛时期、最繁华的黄金都城大都，也有一名叫做马可波罗的意大利青年发出过感慨，赞叹中国画家在绢帛之上的纵横飞扬。细数一代代中国画家的来时道路，追溯他们画艺的师承渊源，便会回到中国本土的丹青技艺上来。北京，这座有860年建都史的古老城市，在她的烟云过往中，有数不清的一代代丹青圣手，为中国、为这座辉煌的都城，书写了一部与众不同的历史。

　　金：民族题材汉家风骨传世之作不足十件 

　　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前有6匹举世闻名的骏马，依次名为“飒露紫”、“拳毛騧(ɡuā)”、“白蹄乌”、“特勒骠”、“青骓”、“什伐赤”，号称昭陵六骏。这6匹马是李世民不同时期转战沙场时的坐骑，深受他喜爱，遂令人以浮雕描绘置列于墓前。今天，如果有空去故宫[微博]，便可以看到金人赵霖的传世名作《昭陵六骏图》。赵霖以其为蓝本进行创作，马匹造型、动势则有厚石刻风采，是难得的艺术精品。

　　金代的绘画是少数民族艺术与汉文化融合的产物。这个历经跋涉到达北京的少数民族王朝，根基里的彪悍随着王国的日渐稳定而渐渐收敛，取而代之的是虽短暂却也歌舞升平的小盛世。金王朝重视书画，在秘书监下设有书画局，将从宋内府劫掠的书画悉数存入书画局，供贵族和宫廷画家研习。因此金代绘画深受宋画影响。然而，终究是马上的民族，其精神“家底”决定了其总不能规避的那些体现着深刻民族性的题材，无论骏马如风、塞外苦寒、激流峭壁……画风是汉人的画风，内里还是白山黑水滋养的情怀。

　　在吉林省博物馆藏的金人张某的《文姬归汉图卷》是金代绘画艺术的精品，描绘的是汉末才女蔡文姬一行人归汉途中，冒着漠北大风艰难行进的场景。美术史对这幅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人物众多而主次分明，神情生动而描绘精到”。此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有金人武元直的纸本水墨《赤壁图》。曾经，对于此画是否为金人画作尚有过不小的争议。这幅画颇得宋画的神韵，即使展现惊涛拍岸的流湍之势，也已经完全是文人雅致，汉家风骨。

　　金代画作留存甚少，杨仁恺在《国宝沉浮录》一书中说：“可明确认定为金人作品者不及十件，有几件已流往国外。”北京作为金代的都城62年，只有如此稀少的艺术品流传于世，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蒙古军攻打金中都时，金帝完颜珣以岐国公主、童男童女各500名、彩绣衣3000件和御马3000匹以及金银珠宝等向成吉思汗求和，蒙古军退兵，但金中都已成孤城。1214年，金迁都河南开封定名为南京。随后，蒙古骑兵烧毁了这座曾经被海陵王完颜亮“精雕细琢”的豪华都城。正如当年项羽烧毁了阿房宫，没人知道其中有多少珍宝“殉国”。至今，面对“不及十件”的金代绘画遗产，是否可以猜想当年蒙古军队的那一把火，或许也将许多珍贵的艺术品烧得荡然无存？

　　元：赵孟頫开创文人画新风黄公望画就《富春山居图》 

　　当蒙古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灭掉金朝之后，北京迎来了历史上无限荣耀的一段辉煌至奢华的时光。出身游牧民族的蒙古族统治者在教育程度、文化艺术素养等方面，与中原士大夫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要巩固统治，则需要重视汉文化，从儒家经典中学习治国之道。元世祖忽必烈广收“遗逸”，重用汉族儒臣，到了元仁宗和元文宗时期，更加礼遇文士，尤其喜好书画艺术。元朝的翰墨之盛以文宗时为最。

　　开放的社会带来艺术家个性的展示与发展，元代的绘画发展完全是波澜径自流似的无拘无束，也正因此，迎合了文人情怀，使文人画成为画坛主流。在中国绘画史上，元代被认为是中国文人画继承古代意蕴同时开一代先河的时期，元代绘画对明清艺术家和绘画的发展与创新产生的影响可谓空前。

　　元大都作为全国绘画中心的地位直到元末才发生变化，因统治式微，绘画中心转移到江南。元代前期的大都绘画非常繁荣，著名的宫廷画家有何澄、刘贯道、李肖岩、刘元等，他们擅长肖像画、人物画、宗教画和界画，延续着早已吸收了宋代经验的金代传统。而真正为元朝绘画开创新风的画家则是宋宗室后裔赵孟頫。

　　赵孟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第11世孙、秦王赵德芳的嫡派子孙，字子昂，号松雪。他“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一生取得的书法和绘画成就被称为“元人冠冕”。后人评价其作品“先画后书此一纸，咫尺之间兼二美”，事实上他的书画诗印四绝，在他在世时已名传中外。史料记载元大都盛况中亦曾提及，当年日本、印度人士以珍藏赵孟頫的作品为贵，他可算是历史上为北京的中外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先驱。

　　在元大都层出不穷的优秀艺术家之中，赵孟頫是一位在人物、山水、花鸟、马兽诸画科皆有成就，画艺全面并有创新的全才。中国绘画史对他的评价极高，认为他在南北一统、蒙古族入主中原的政治形势下，吸收南北绘画之长，复兴中原传统画艺，维持并延续了其发展，与诸多少数民族美术家共同繁荣中华文化，开创了元代文人画新画风，并以此影响后世，为文人画在日后登堂入室进入主流拉开了序幕。

　　在赵孟頫和与他“携手”进行艺术实践的大都艺术家的深远影响下，伴随着元朝统治的风雨飘摇，推动中国画坛发展的任务落在了接过赵氏衣钵的江南画家的肩上。无论以《富春山居图》著称的黄公望还是与他并称“元四家”的王蒙、吴镇和倪瓒，他们形成的鲜明时代风貌，有力地推动了后世绘画艺术的蓬勃发展。

　　明：宫廷名画家作《北京八景图》西方传教士引绘画西洋风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和他之后的明成祖朱棣都是中国文人画的拥趸，虽然他们以武起家、凭武定国，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重视中国传统艺术的保护和发展。明朝是在金元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之后的汉人政权，在明王朝的大多数王公贵胄、文人雅士看来，以汉儒文化为根基的中国画迎来了可以担当承前启后历史重任的绝好机会。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都是从国定而泰初发展到繁荣盛世再到不得不唱着一曲走向历史深处的哀歌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明朝也如出一辙。因此，明朝的绘画演变和发展也是亦步亦趋地附和着这条脉络，一路起承转合。

　　明朝虽然没有像宋朝那样专门设立画院，但却像南宋一样以灵活的方式任用宫廷画家。随着宫廷绘画兴盛，北京成为全国的绘画中心，其中外地来京画家成为最主要的力量，也带来了融合全国各家画派特色的全新创作风。

　　北京明代前期的一些擅长山水墨竹的文人画家，以善书供职明廷，作画兼有文人画家和宫廷画家的双重特点。提到这一时期的北京宫廷画，不能不提的便是当时的著名画家王绂和他的代表作《北京八景图》。王绂是由元入明的文人书画家，以墨竹闻名天下，“笔致纵横洒落，能於运劲中见姿媚，山水风格苍盛”，他一度被赞誉为当时的“国朝第一手”，代表着北京作为全国艺术中心的高端水准。《北京八景图》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微博]，是目前有史料记载的最早关于北京风光的山水图卷，也是有史以来描绘北京风光的重要作品。图卷以水墨画北京八景，即金台夕照、太液清波、琼岛春阴、玉泉垂虹、居庸叠翠、蓟门烟树、卢沟晓月和西山霁雪。

　　明代是中国绘画大发展的时期，高手辈出，画风迭变，画派繁兴。以北京为中心的艺术繁盛也带动了民间绘画和壁画的发展。

　　明朝绘画中亦涌现出强调勾勒设色的重彩人物画，至今，仍有同类手法和风格的壁画留存，北京法海寺壁画便是其佼佼者。其大雄宝殿内的《帝释梵天图》，描绘以帝释、梵天为中心的诸天，构图繁复而多变化，画法则继承唐宋遗法，浓彩重施，沥粉贴金，风格精密繁丽，反映了宫廷绘画对唐宋佛教壁画传统的承继。

　　开明的政治环境和平稳的社会、经济发展，往往会带来艺术上的创新和求变。对于明朝后期的中国画坛，最重要的历史性大事，是“西风东渐”。讲到这里，绕不开的名字是利玛窦和汤若望，这两位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为中国绘画带来了最初的西洋风。他们一先一后不约而同地以向当朝皇帝进献西洋圣像的方式，让中国人见识了西洋绘画。这些天主教圣像通过教堂、墨谱和摹刻本对中国的绘画发生了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流布到清朝，渐成风气。

　　清：宫廷画报道帝王偏重纪实民间画追求情趣主打亲民 

　　伴随着明清易代，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家王朝明朝淹没于历史的烟波浩渺之中。但清朝的建立并未改变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从清兵入关顺治登基定都北京到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北京始终是主流绘画的中心，同时表现出上承古人、重视传统又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特点。清朝的绘画发展，流派纷呈，西风日盛，才人迭出，蔚为壮观。

　　清朝的宫廷绘画与前朝不同，在文人雅趣的基础上，绘画增加了纪实甚至“辅政”的功能，颇似“跟踪报道”，只是“报道”或“记录”的对象是皇帝和重大政治事件。比如，诞生在康熙盛世的纪实性绘画《康熙南巡图》。据史料记载，在第一次南巡之后，康熙下令征召画家，全程描绘1691年的第二次南巡。为此清廷聘请职业画家王翚进京为首席宫廷画家，带领诸多宫廷画家一起创作，历时六年，绘成12卷。12卷前后衔接又各自成幅，详尽描绘了康熙第二次南巡活动，以及沿途所经的城镇乡村、山川名胜、风土人情，场面宏大，人物众多，堪称古今纪实绘画的巨制。出身于绘画世家的王翚当时已有“画圣”之称。他以六十高龄来京主绘南巡图，在北京居留八年，对北京绘画产生了极大影响。如今，《康熙南巡图》已成无价之宝，自清宫“流落”民间，12卷中只有第1、9、10、11、12卷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他各卷分别藏于美国、法国及加拿大等国的博物馆或私人手中。尽管如此，从在北京故宫可以得见的5卷，仍可看到当时宫廷画师的精湛技艺，也能看出清代纪实性绘画强大的“宣传”功能。具有类似功能的绘画作品，还有《乾隆南巡图》等。

　　清代的宫廷画家队伍庞大，名满天下者甚众，清代各时期的作品流传至今的颇多。能佐证清朝一度以开放的心态在艺术上广采众家之长的重大史实，则是自康熙以来频频在宫廷画家中任用来自西方的传教士画家。

　　西洋画家为北京画坛带来“西风”起源于明朝晚期。如果说曾经备受礼遇的利玛窦和见证了明清两朝江山易主的汤若望只是带着西方绘画作品来“行贿”皇家以传播宗教，那么，及至清代，传教士中颇有些掌握西方绘画技艺的美术人才，被清廷吸收为宫廷画家，从康熙末年开始直至乾隆时期持续不断。这些在北京的皇宫中以绘画谋生、谋功名的“洋人画家”中，以郎世宁、艾启蒙、安德义和王致诚最为著名，其中又以郎世宁为影响最大、作品留传最多。

　　1715年，19岁的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远涉重洋来到中国，被重视西洋技艺的康熙皇帝召入宫中，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十多年的宫廷画家生涯。由于郎世宁带来了西洋绘画技法，向皇帝和其他宫廷画家展示了欧洲明暗画法的魅力，他先后受到了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的重用。直至今日，郎世宁的作品只要出现在拍卖场上，总会引起极大关注。2000年，香港佳士得[微博]春拍推出他的《苹野鸣秋》，拍出1764.5万港元的高价；在香港佳士得当年秋拍中，他的《秋林群鹿图》又以884.5万港元拍出，可见其画作的市场号召力经久不衰。

　　与西洋风日盛相映成辉的是清末民间绘画的繁荣。曾经，中国绘画特别是文人画一度是儒人雅士的专属，在清朝晚期，则以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北京百姓的生活中代表着情趣与点缀着小幸福因而深受喜爱的灯画、卷轴画、扇子画等，比中规中矩的“雅画”更质朴亲民。民间画的题材以流行小说、戏曲中的人物故事为主，《西游记》、《列国志》、《今古奇观》等传奇话本无不可以入画。在清朝晚期的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等热闹的商业街上，许多画店和笺扇店的生意都非常好，形成了繁荣的民间绘画市场。

　　此外，清代绘画的发展中不容小觑的便是美术理论的发展，其表现在于艺术家、理论家的著录书籍十分丰富，堪称集历代著录书之大成。(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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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释梵天图》法海寺位于北京西郊的翠微山南麓，为明代正统年间太监李童集资所建。其大雄宝殿内的《帝释梵天图》，由工部营缮所画士官宛福清、王恕，画士张平、王义、顾行、李原、潘福、徐福林等人绘制。

　　故宫武英殿书画展在故宫博物院的各类珍藏中，书画是最为重要的板块之一。故宫所拥有的书画藏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最为丰富和完整，几乎无人可以比肩，更为难得的是其完整性，几乎可以囊括中国古代书画发展各个历史时期的各大名家的代表作品。从2008年开始，故宫博物院开始在武英殿书画馆陆续推出“故宫藏历代书画展”，并作为常设展览，分批展示故宫馆藏的众多国宝级书画展品，这无疑使得武英殿成为书画爱好者殿堂级的朝圣之地。

　　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是中国最大的美术馆。凭借历年捐赠和收藏，中国美术馆已经构成了上起明清、下至当代，特别反映了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发展历程的藏品序列，收藏有近现代美术作品和民间美术作品6万余件。例如，明人沈周《萱草葵花图卷》、唐寅《湖山一览图》、吕纪《牡丹锦鸡图》、仇英《采芝图》、清人恽寿平《桂花三兔图》等古代书画艺术品也均属国之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