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一座城池》剧照

　　中秋节，由韩寒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一座城池》上映了。韩寒是比郭敬明更具争议的明星作家，他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搬上大银幕，其拥护者就是先天的受众。韩寒却在影片上映前发表微博撇清与电影《一座城池》的关系：他只是授予了导演孙渤涵《一座城池》小说的改编权，自己并没有参与到影片的制作部分。同时韩寒含蓄地表示小说个人风格很重，改编成影视作品并不容易。

　　常规的叙事小说改编成电影已不是一件容易事，更何况《一座城池》是一部具有意识流特征的小说。电影《一座城池》通过黑色幽默、讽刺、冷笑话和文字游戏将两个无所事事的大学肄业生的荒唐经历梦呓似的连缀起来，以表现现实的荒诞、青春的迷茫和无所依托。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迷惘的一代”的意味，让人不由得联想到这一类型的经典电影如《逍遥骑士》 《猜火车》 《迷幻公园》等，那些叛逆期的颓唐、精神的空虚和无处逃离都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但故事情节异常薄弱的《一座城池》显然不是我们预期的那样。

　　回到最初的观影体验，影片开篇用了15分钟的时间，以音配画的形式，几乎无对白地表现“我”和健叔投机倒把不务正业被大学开除，成为无业游民的过程。之后，因为一场意外的乌龙杀人事件，“我”和健叔开始了逃亡。两人躲避到一座小城，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想要改变现状却眼高手低永远一事无成。影片以“我”作为第一人称画外音，讲述的是健叔的故事，这是一个卓别林式的人物，总是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样，满身伤痕满怀悲伤却又那么格格不入，他游离于现实之外，漠视常规、自我催眠，没有清晰的价值观和善恶判断。“我”和“健叔”一样，都长相平庸、性格模糊、表情尴尬，“我们”可以是任何一个匆匆走过的行人，或者任何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茫然青年。“我”和健叔作为一个符号，代表着一部分“80后”的群体，他们被推向社会，却游荡在社会的边缘，他们活在超乎现实的臆想状态，成为现实的旁观者和游戏者，不想参与也无力承担社会责任。

　　影片结尾，“我”跟健叔去警察局自首，却发现一年前的杀人事件只是自己臆想出来的。他们的逃亡似梦非梦，没有意义。从逃离到自首，是主人公从自我放逐到自我释放，从颓唐沉沦到自我解脱的过程，也是每一个青年成长中不可避免要经历的过程，每个人年轻时都有一段荒诞的时光，每个人最终都要走出心中这座城池，回到现实生活。影片中，我和“健叔”的逃离从篮球场开始，结尾二人再次呆立在篮球场，相同的场景，相似的表情，正如人生的循环，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他们走出一座城池，并不意味着迷茫的终结，等待他们的是下一座城池。

　　尽管导演运用了广播剧、动画、摇滚、MTV等各种特效、艺术形式进行拼贴、解构，着意表现影片的与众不同和实验性质，同时还启用了房祖名、王太利作为主演，突出文艺与草根的双重气质，但是这部影片的问题仍是致命的。也许电影在最大限度上忠实于原著，但是却看不到制作者对观众的诚意。一方面影片忽视叙事、堆砌情节、逻辑模糊、结构凌乱，另一方面，从毫无设计的镜头语言、粗糙低劣的影像表现，到贯穿始终的话唠式旁白、错字连篇的片尾字幕，这部影片的视听语言简陋稚嫩得就像是一部超长版的业余微电影。也许导演就是想用粗粝的影像表现和流水账式的故事，来表现我们无法逃离的日复一日的生活，但他所呈现出的除了乏味还是乏味，影片所呈现的这座围城，只浮于表面，即看不到内容又看不到深度，就像是从头到尾只是做了一场毫无吸引力的行为艺术。

　　在一段关于电影《一座城池》的访问中，导演孙渤涵表示，影片弱化叙事性的效果正是他所追求的：“我之前做舞台剧，久之我对那种讲究起承转合的东西特别厌倦。我完全不想再做一个故事。 ”也许导演乐于向大众表达自己，而不在意影片的商业性，但其结果就像是影片的主人公，从头至尾都眼高手低不切实际，他们所谓的理想和目标最终都无法实现。或许身为“80后”的导演也处在自己的那座“四周荒芜、内心恐惧”的城池之中吧。（王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