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冷暖人生》十周年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冷暖人生》十年了。十年间，这个被认为有些“小众”的栏目，从最开始的猎奇，到后来一步步成熟，目光始终都关注个体的命运。如栏目主持人陈晓楠所言，这个节目希望提供的是一幅“清明上河图”，“在时间延展开后，让一个个人物形成一幅画卷，展现出离你非常近，但似乎又很遥远的中国。”十年走来，其中多少不易，从《冷暖人生》，亦可窥见中国当下纪实类人文电视栏目的普遍境遇。

　　孤岛十年 码头建好，老人要走

　　2003年，《冷暖人生》制片人朱卫民登上海南一个孤岛，采访一位老人。老人年轻时被人诬陷强奸罪，判了10年。出来后到处上诉，但上诉书石沉大海，没有回音。老人觉得人间已无公平可言，听说小岛上有鬼，便上去捉鬼为他申冤，一个人在孤岛生活了20多年。朱卫民在岛上和老人喝酒、打鱼，回来后做了一期节目《人·鬼·岛》。

　　前段时间，朱卫民又去了小岛一次。老人已经75岁，除了头发白了，其他一样没变。但小岛变了，高速路通了，码头建好了，孤岛马上要消亡了。“岛消亡的那天就是我走的那天，坟地我都选好了。”老人说。

　　这让朱卫民感慨，回头想想为什么《冷暖人生》能坚持十年。朱卫民觉得就像主持人陈晓楠说的，节目希望提供一幅“清明上河图”，“在时间延展开后，让一个个人物形成一幅画卷，展现出离你非常近，但似乎又很遥远的中国。”

　　栏目十年 电视纪录片渐入低潮

　　像《冷暖人生》这样的电视纪录片栏目，其实在中国电视史上自有其脉络。1993年上海台推出《纪录片编辑室》，央视随后出现了《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它们都摒弃了惯用的宏大叙事，而通过一些普通人的日常经验来反映时代变化，“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了街知巷闻的口号。随后更多体制内的电视人开始尝试用纪实语言来进行栏目创作，小人物的悲喜人生取代了之前荧幕上常见的高大全人物。但朱卫民觉得用小人物形容并不准确，“在镜头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进入21世纪，此类电视纪录片渐渐进入低潮期。不久前，学者吕新雨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现在在主流媒体看到更多的是人文历史类的，很难看到现实题材的纪录片。虽然人文历史类的纪录片有它的重要性，但是在任何国家的纪录片版图里，如果你缺少对当代社会的解读和观察的视角，都是不完整的。”《看见》栏目制片人李伦也曾说“现在，媒体更多的是关于历史类、风光类，各种各样的说明性、知识性的片子，观察式纪录片的缺失是我们时代的遗憾。”因此他觉得《冷暖人生》的存在算作一种安慰，“观众看见还有这样一个节目，会觉得这个时代总不算太坏吧，至少还让这样一个节目活着。”

　　环境十年 最笨拙方式应不应该保留？

　　十年算是一个节点，中国的电视环境已经全然不同。钟大年觉得《冷暖人生》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媒体形态和纪录片都在发展变化的情况下，如何继续向前走。李伦认为《冷暖人生》更应该关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真正的高级冲突都发生在人心之间”，他考虑这类的电视纪录片在诉诸情感关怀的时候，有没有机会把一个人物、事件打开，从而展现出人物和他舞台之间的关系，“有时我们的影像叙事方式显示出编导过强的企图心，反而忽略了事件的复杂性”。王纪言则将视角放得更宽，他觉得更应该考虑的是电视人的态度问题，当你拿着这个工具走入社会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而像《冷暖人生》这样看起来最古老的、最笨的、最弱势的、最无能为力的方式是不是应该在电视上保留？”

　　陈晓楠的希望是感性的：当大家都无限奔跑，被信息碎片袭击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慢慢向前走，某一天奔跑在前面的人一回头，发现这几个老家伙居然还在做这件事时，“我希望他们能再加上一句，他们做的事还是那个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