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尘》是鲁迅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译文，译文末的“译者附记”因而也就成了鲁迅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书评。译文发表于1903年6月15日《浙江潮》月刊第5期，署名“庚辰”。如果以此为鲁迅登上文坛的标志，那么鲁迅的文学活动距今已经整整110周年了。

　　“庚辰”是鲁迅青年时代用过的号。在神话传说中，“庚辰”是禹手下的大神，曾帮助禹斫石疏波，决塞导厄，治理水患。有一个淮涡水神，叫“无支邪”，形如猿猴，力逾九象，白首长鬣，雪牙金爪，张目若电，为害百姓，结果被“庚辰”降伏。鲁迅选编的《唐宋传奇集》卷三，收录了李公佐撰写的《古嶽渎经》，就记载了这个故事。鲁迅不但以“庚辰”为号，而且以“庚辰”为笔名，反映出他青年时代为民造福的宏大抱负。

　　《哀尘》意为悲哀的尘世，原是法国作家雨果所著《随见录》中的一篇，题为《芳梯的来历》。后来雨果将这件事加以铺陈，写进了他的巨著《悲惨世界》第五卷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

　　《哀尘》的梗概是：1841年1月9日晚，雨果（鲁迅曾译为“嚣俄”）去参加席拉覃夫人的晚宴。席散后，雨果在街上等马车。这时雪花如掌，缤纷乱飞。雨果目击一个纨袴子弟无端用雪球袭击一名叫芳梯的风尘女子取乐。女子反击，却被巡警拘押至警署，要判六个月拘押，罪名是“殴辱一绅士”。后来雨果挺身而出，亲自作证，并在证言上签名画押，女子始获保释。

　　更重要的是鲁迅在译文后面的那则“译者附记”。鲁迅援引了雨果《海上劳工》一书的序言。雨果在该文中指出，宗教、社会和大自然，这是人类的三个敌人。而人类要生存，又离不开另外三件东西：人的精神要有依归，所以有教堂寺院；人要有安身栖息之处，所以要有城市；人要有生活保障，所以需要耕地航海。而这三种东西对人类的损害尤其残酷——宗教教义有时足以杀人，社会法律有时足以压抑人，而在大自然面前人又经常感到无可奈何。鲁迅接着评论道，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就是表现宗教与人的矛盾；《悲惨世界》就是表现人与社会、法律的矛盾，《海上劳工》就是表现人与大自然的矛盾。“译者附记”还表达了对芳梯这类“贱女子”的深切同情，以及对“恶少年”一类衣冠禽兽的憎恶，把他们比喻为印度教神话中的“暴害世界之神”。鲁迅认为，《哀尘》中揭露的这类社会罪恶罄竹难书。如果雨果活到今天，仍然会续写他的《悲惨世界》。这篇“译者附记”，反映出鲁迅早期现实主义的文艺观。

　　鲁迅早在南京求学时期即喜爱雨果的著作。据周作人回忆：“还有雨果的小说集，自从《新小说》上讲起嚣俄（雨果的旧译名），登载过他渴睡的相片以后，大家非常佩服他。鲁迅在癸卯（1903年）回乡间的时候，还托在东京的伍习之给他买新出版的《怀旧》寄来，那也是他的一种中篇小说，那时才译成日本文的，这部英译的小说选集系美国出版，大册八厚本，每册只卖美金一元，不算很贵，但在那时留学生每月共总只有学费日金三十三圆，要给出十六元来买这一部书，实在很不容易。有一回大概是得了一宗外快，给游历官当通事，或者是《月界旅行》得了稿费也未可知，终于买了来了。”用相当于留学生月薪的一半来买雨果的著作，表现出鲁迅对雨果作品的喜爱，1911年冬，鲁迅作文言小说《怀旧》，仅这个篇名也可看到雨果对他的影响。

　　鲁迅此后的作品中还多处提及雨果，非常欣赏他的“文才”。刘半农翻译雨果的《〈克洛特格欧〉的后序》，擅自删节多处，鲁迅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一种“狄克推多”（即独裁）行为。不过，鲁迅的阅读兴趣和翻译取向有明显变化。鲁迅文学活动的早期，他关注过英、美、法、德已有定评的名家名作，但晚年明确表示：“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许多学者们这么说。对啦，也许是永久的罢。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凯契阿（通译为薄伽丘），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他的翻译取向也转向弱小国家被压迫民族的作家作品，从中寻求反抗和叫喊的呼声，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以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打破旧中国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