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徐悲鸿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书名掩于其浩浩画名；对徐悲鸿绘画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但对其书法的研究却始终是徐悲鸿研究的弱项。而对于这位曾经得到康有为亲授的艺术家，他的书法实在不应该被人们所忽视。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举办的“全球化与民族化：21世纪的徐悲鸿研究及中国美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徐悲鸿书法独具艺术魅力，值得业界深入关注；而其书法艺术的学术价值，亦可以被书法界观察——什么是不以怪力乱神而任情怡性的徐悲鸿书法的艺术生命力之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系主任王文娟认为，徐悲鸿的书法特色，在于“诸野”与“流美”——悲鸿书法的生拙、天然、率真、稚憨又豪侠之气，更是上求漫溯“诸野”之风，在浑莽甲骨、金文、石鼓、六朝碑版中得烂漫。同时，他在上求“诸野”求生拙浑莽之民间气外，又找寻着流美典雅的士之帖学名胜。他那拙朴而不丑怪，悍野而不失文气，沉雄而又优美的书法风格，正是文质兼备的美学集成。“譬如他写的《行书大理绝句》，便是最好的证明：千年崖石暗销魂，水国干戈列洞门，杜宇声声啼不住，望夫人早化春云。此作通篇仿佛没有布局安排，率而信手，随意写来，撇捺欹侧，点化放逸，方圆大小不做讲究，野气盎然、驰骋放达。”王文娟说。

　　聊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兼书法系主任向彬则认为，徐悲鸿的书法形态主要表现在点画、结构和章法三个方面：点画方面，显出笔力遒劲，线条质朴的形态特征；结构形态可谓字形多样而形态可掬；章法布局方面，他随意经营而整体协调，这些形态特征主要是徐悲鸿师法魏碑、以画入书和“性”“象”完美结合的审美奇趣所形成。

　　以画入书，取法魏碑

　　常有画家“以书入画”，而徐悲鸿书法艺术的特点之一，则是“以画入书”，一方面用绘画的线条书写书法，使书法的线条变化多端，且极富墨色变化；另一方面用绘画的造型营造字形，使字形千变万化而富有生命。“徐悲鸿在书法创作中不同于书法家的突出特点是：他用绘画的线条表现书法内涵，笔锋运动造成内在的、微观的线质变化，在表现情感和审美内涵的同时，也是一种律动的展现。徐悲鸿书法作品内部运动节奏是微弱的、隐晦的、自然的用笔变化。而他的墨法是从绘画技法中借鉴而来的，一字之内浓淡相间，一行之间燥润相杂，墨色的变化在局部作品中是相对体现出来的，不仅增强了轻重对比，同时也增强了虚实对比，墨色与清晰的文字相联系，增强了作品的节奏感和视觉冲击力。”向彬、李雯撰文认为，徐悲鸿在书法中受绘画的影响，更加注重字形的营造，使之充满意趣。他的字形方圆互用、姿态新颖，不求方整对称的字体，而求有所变化，甚至有意变换笔画的弯曲幅度，字形千变万化而富有生命，如“秋”、“恨”、“不”等字，有的呈菱形，有的呈三角形，有的呈梯形，精心地布置、巧妙地安排，既不离传统，又似乎带有超前的现代气息，体现出寓巧于拙、寓饰于朴、姿态活泼生动富有生机的审美特征，令人回味不尽。

　　徐悲鸿的书法，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清代的书坛帖学渐成衰微之势，而碑学则已深入民心。特别是书学理论从明末书家傅山提出的“四毋四宁”到清初书法理论家杨宾主张学书“宜先取六朝人以前碑版细观”书学思想进程的变化，可以看作是清代碑学运动的启蒙时期；至于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金石学盛行，大量碑版金石发掘出土并被研究，至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的提出可视为清代碑学运动的正式宣言；后又有包世臣的《艺舟双楫》，补充了碑学运动的具体技法和审美要求，特别是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成书，把清代碑学运动推向了高潮。民国的书坛更是与晚清一脉相承，于是，在这种历史和人文背景下，徐悲鸿曾有“北碑怪拙吾人能得其美”之语。

　　康有为言北碑有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豪放、血肉丰满等十美，徐悲鸿深谙此理，同时把眼光也扩大到南朝碑刻，并上溯到殷墟甲骨、西周金文、战国石鼓、秦代篆书、汉代分书，以体会先民之浑厚苍茫、高古质朴、金戈铁马之气。“去世后，徐悲鸿的卧室保持原样，床头就放着一本《爨宝子》。对于碑学书法家他不仅仰慕他的老师康有为，亦深喜邓石如、包世臣、于右任等大师。”王文娟介绍，康有为把书法可取断限在六朝以上，托古改制，徐悲鸿则是站在现代性立场上，在他那个时代就可贵地具有了世界性的思路，在国家文艺复兴的启蒙高度上下求索，全面坚定地守护优良传统，不仅崇碑，亦重帖之精华。在尊崇碑学的同时，徐悲鸿也不似他的老师康有为那般苛刻，对优美帖学如同碑学一样，情之所钟。

　　这种碑帖同重、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书法精神，正是中国哲学“一阴一阳之谓道”而刚柔相济、气韵兼备的体现。王文娟举例说，徐悲鸿书“一怒定天下，千秋争是非”，便是颇为典型的书随情发之例：结体平正端穆，留隶之形状，却去隶之波磔，中锋运笔，具碑之厚重沉雄，尤其“天”“下”两字，反常态为撇长捺短，横长竖短，厚重之中颇显烂漫天真之气；而“太极凝帝宇，中国有圣人”亦是碑感十足的书写。而属格外心性之写作的典范例子还有书家的自题款，“悲鸿”二字的写法，是独具特色的个性化签名，结体宽博而紧凑，上宽下窄的结构，中锋用笔的浑厚，力的安排颇显风神上举之飞腾势。

　　守旧与自由

　　徐悲鸿书法的可贵之处在于引进西学的时候，从来没有全盘西化地忘记或者放空抛弃本国的优良传统，“借助他山，必须自有根基，否则必成为两片破瓦，合之适资人笑柄而已”。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打烂旧传统的呼声中，似乎相当“守旧”。但王文娟认为，这种“守旧”除了如生命般热爱护佑书画外，还表现在他几乎终其一生用文言、半文言写作，无论是中西画论研究，还是艺术随笔、评论、书信，他都用美轮美奂如丝竹管弦，亦如铁骑长风，更如金石铿锵的文言写作。

　　从古人法帖中寻求“古意”，避免模式僵化、呆板，以书法形式为依托，对自己内心情感的直接表达，直抒胸臆，这似乎也是徐悲鸿书法创作的核心所在。“书家应重视自然书写，寻求适合自己的艺术处理方式，尽量避免‘为展览而展览’的机制，还是要寻找到自己的创作之源，在创作过程中，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根据当下书法创作发展的趋向进行适时的调整、安排，既不能让情感的宣泄任意流淌，不加理性思索地疯狂创作，也不能呆板地刻意创作，作品的创作过程要有娴熟技法的支撑并且要有情感的流露，自然书写。”向彬说。王文娟认为，徐悲鸿书法的当代意义，在于提醒我们加强书画同源的意识，并凸显国家形象与书法文化身份意识的确认，以及艺术心性与书法人格之教育，“建设书法文化，以‘天行健’的美好心态和国际世界相交流，今日书法人，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