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国产电影带给观众不少惊喜，《中国合伙人》更是让人眼前一亮。这部影片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三十年大变革背景下的三个年轻人的创业故事。影片故事真实感人，既富有青春活力，又不乏热血励志，贴合时代脉动，上映后也引发了社会层面的广泛讨论。值得关注的还有本片导演是来自中国香港的陈可辛，在“北上”数年之后，陈可辛终于把准了内地观众的脉搏，为华语电影的进一步融合做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范本。本期特别关注以《中国合伙人》为例，以不同视角评论这部影片的价值和意义，启示我们如何更好地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编 者

讲述“新长征”路上的故事

——析电影《中国合伙人》的“土鳖”精神

赵 彤

　　>> 在《中国合伙人》讲述故事的2013年，以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为内涵的“中国梦”，已经成为我们的民族和每个人的共同理想。在实现这个梦想的历程中，成东青们的故事是主旋律中的一个重要声部。

　　<< 陈可辛深谙故事从哪里转折更能抓住观众，在他的这部影片中，“中国梦”在中国这块沃土上得以实现，正是这三个小人物的“中国梦”展现了整个民族的崛起。

　　成东青在《中国合伙人》里被戏称为“土鳖”。不仅孟晓骏、王阳这样叫他，他自己也不否认。在与美国EES代表波诺谈判时，他甚至用英语向他解释“土鳖，是一种软壳乌龟”，而自己就像土鳖，对外界抱有高度的恐惧。可以说《中国合伙人》讲了一个“土鳖”成长的故事。但其中的“土鳖”不仅指成东青一个人。

　　在我们当代语汇中，“土鳖”通常是个贬义词。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在使用者和被使用对象之间隐含着前者俯视、蔑视后者的不平等色彩。“土鳖”一词，常在两种典型情境下被使用：一是城里人用以称呼那些进了城、却不具备所谓城里人观念的乡下人；二是有着海外经历（这种经历大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关）的人用以称呼那些没有留过学、出过国或者没有绿卡的土生土长的同胞。

　　1979年，成东青夹着铺盖卷迈进燕京大学的校门。这一年，中国带着“文革”的创伤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乡下人进了城，中国开始向外展开视野。在影片的初始情境中，乡土中国和乡村青年都被卷进了“新长征”路上。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工农红军从1935年到1936年的战略转移被称为“长征”，起步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发展战略被比喻为“新的长征”。

　　“长征”的影像故事，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策略，以泥腿子闹革命为情节，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力量支撑，以班排组织为行动单位，以战场为主要行动场所，以为全中国人民打天下、谋幸福为激励群体中每个人的梦想。这个关于革命的叙事模式，被广泛运用于对长征以后诸多历史时期的影视剧中。这个奋斗故事的主旋律是队列口号“一、二、三、四”。

　　《中国合伙人》讲了一段“新长征”路上的故事。这也是一个讲述奋斗、梦想为主题的故事。与“长征”类型的故事不同，它的主旋律开始于“一、二、三、四”，却不止于“一、二、三、四”，而是延伸出了“一、二、三、四、五、六、七”。这多出来的“五、六、七”，是《中国合伙人》基于崔健的歌，而又更具象地对改革开放后，当代中国历史进程新变化的感受、描绘和总结。这个故事，不是关于农村的，而是关于城市的；不是关于战场态势的，而是关于市场态势的；不是关于仇富的，而是关于致富的；不是关于反帝反封建的、而是关于反封闭的；不是关于领袖的，而是关于平民的；不是关于“依靠组织”的，而是关于个人奋斗的；不是拘泥于蓝领的，而是关于“土鳖”成长为“金龟子”的；不是关于体力劳动者的、而是关于脑力劳动者的……无论这个故事较之以往的“长征”类型故事，有怎样的不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即它终究是关于梦想和尊严的，不是仅仅是成东青、孟晓骏和王阳的，还有这个国家和时代的。

　　主旋律叙事不是中国电影电视剧的独特追求，或者说被给予的命题，包括好莱坞在内各国文化艺术都有各自的主旋律追求。然而主旋律叙事并非只保持着一成不变的姿态，就可以取得一劳永逸的效果。没有变化的旋律，会慢慢变成老调，用以怀旧还勉强够用，但用以感染年轻人则未免乏力。旋律要有变化才能感人，没有变化就是重复。谱写主旋律也要有年代上的考量，五六十岁的中国人大都会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今天的年轻一代更喜欢唱《红旗飘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化发展规律。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美”。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要求贴近，就应该有贴近式的主旋律声部。

　　相较于诸多影视剧关注的“海龟”们，《中国合伙人》贴近了一个“土鳖”；相较于炙手可热的“国学”，《中国合伙人》贴近的是“英语”。可以说这部电影是以“土洋结合”的视角，来观察近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中国人心态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看，中国社会30多年来探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历程，或者我们正在经历的“转型期”，就是一个“土洋结合”的过程。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特征。《中国合伙人》在这个典型环境中，开始塑造它的典型性格。

　　如果说“土”意味着淳朴、厚道，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成东青这个“土鳖”和从前的“泥腿子”、“土八路”，是有共通之处的。但较之“泥腿子”、“土八路”，成东青生活的土壤毕竟不同以往了，他的英雄业绩也就不同了。“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身”，这是“长征”故事中英雄们忘我的信念。成东青走的却不是这条路，而是在谋求自身生存、发展的基础上，为他人创造生存和发展的机遇。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大学就业机制开始进入双向选择的轨道，成东青早走了一步，不是因为先知先觉，而是迫不得已。如果说他的成功具有启示意义的话，那么这个意义就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自力更生永远是每个人生存、发展、成就事业的基石。

　　成东青不仅是一只“土鳖”，还是一只没能在“体制内”站稳脚跟的“土鳖”。这让他的成功更显悲壮，这让《中国合伙人》的内涵更为耐人思量。即便在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已久，国营、民营、私营在法律意义上都成为体制内的组成部分时，“体制”的观念仍然存在。非政府的企事业部门及其员工，仍旧被归于“体制外”之列。《中国合伙人》讲述的成东青、孟晓骏、王阳的故事，无疑是唱给“体制外”奋斗者的赞歌。这个关于梦想和奋斗的故事，使由李向阳、李双双、高占武、雷锋、焦裕禄、沈浩、郭明义、杨善洲等构成的主旋律形象序列更为丰富。如果说成东青三人的故事还包括虚构的成分，那么片尾所涉及柳传志、马云、冯仑等现实形象，则毫无疑问地让现实为“体制外”的梦想做了生动的注解。

　　在成东青这只“土鳖”和孟晓骏这只“海龟”的故事交织中，《中国合伙人》对梦想的“中国式道路”与“美国式道路”进行了描绘和判断。孟晓骏从美国狼狈而归，这与我们很多影视剧所描绘的主人公去了美国就成功、到了广东就致富的情节大异其趣。这是对“赴美必然成功说”的一个反拨，但不是对向西方学习必要性的否定。因为成东青的成功故事并非纯粹的土里刨食，他的利器是英语，这只“土鳖”虽然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但他的文化积累中有很多从西方学得的东西。“新梦想”的成功也绝非故步自封的结果，这个教育产业品牌企业的成长与成熟，与孟晓骏为之注入的从海外学到的本领密切相关。正如成东青对孟晓骏在团队中作用的评价——“他能看到我们还看不到的地方”。而“新梦想”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则把“新梦想”从土著企业推向了国际市场。

　　中国有句谚语叫“只看见贼吃肉，看不见贼挨打”。意思是大众往往只艳羡丰厚的获得，而不愿意去体会获得背后的艰难。越是在浮躁的社会氛围里，人们越是爱只幻想“天将降大钱于斯人也”，却不大愿意去想那些“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磨砺。《中国合伙人》在描绘成东青给孟晓骏在美国购置房产、捐赠实验室这些一掷千金的行动之前，用更多更重的篇幅讲了他要读800本书、爬电线杆贴广告、一本一本背英语字典、谈判之前背诵整本法律条文的情节。成东青的成功铭刻着“知识改变命运”的箴言，烙印着“穷且益坚”的形象。在歌曲《真心英雄》里，有一句歌词——“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带有很强传纪成分的《中国合伙人》大书特书了成东青这只“土鳖”走向成功的“土办法”，承继了“长征”类型故事中对“土枪土炮”的精神尊崇，这对于所有期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中国人，对于我们渴望伟大复兴的民族，都是切实的镜鉴。

　　《中国合伙人》原名叫“American dreams in China”，意思大概是在中国的美国梦。在笔者看来，这个英文名称适用于本片前半部分，在孟晓骏回国加入“新梦想”团队后，以后的故事用“China dreams in American”更贴切。在《中国合伙人》讲述故事的2013年，以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为内涵的“中国梦”，已经成为我们的民族和每个人的共同理想。在实现这个梦想的历程中，成东青们的故事是主旋律中的一个重要声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