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正阳门下》正在热播，里面说的就是我们和我们的哥哥姐姐们这一代的事。也就是说，我们就是在正阳门下长大的孩子们。

　　前门也是正阳门，往北就是天安门，政治中心。哥哥姐姐们戴着红袖标见到了毛主席，那份喜悦回来和我们分享；国庆节他们手拿着纸花环，涂着红脸蛋回来令我们羡慕。天安门只要有什么活动，大喇叭里放的音乐就在我们的院子里回荡。那时，只要是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无论多晚我们都赶到学校集合，穿过正阳门围着天安门游行，敲锣打鼓地庆祝一番。夜里赶回家，第二天接着上课。

　　当时，我们也就上一二年级，夜里游行黑灯瞎火的，老师怕我们走丢，要求必须领着同排的同学。我们那时觉得游行庆祝最新指示发表是一件特郑重的事，平时多调皮的学生也在这时表现得特好。我们班的孟继谦是有名的“活猴”，上课时无论老师在与不在，他想唱《红灯记》了，就唱上几句。可夜里游行他不敢闹，老老实实地和同学拉着手走。

　　我们班有个大脑炎后遗症的女生，走路一瘸一拐的，谁都不愿和她拉手。没想到，平时小动作极多、老让老师监督的田瑞华，领着这女孩的手走在这游行的队伍中。那不争气的女孩边走还边“掉”鞋带，田瑞华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弯下腰低头给她系好。回去后，班主任邵老师一再表扬他，弄得平时一刻不拾闲儿的田瑞华还挺不好意思的，老实了一天不再有小动作了。看来，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后来，长大了他真的救死扶伤从了医，成了药学博士、同仁堂的总工。40多年后聚会再次提及“牵手”之事，他只是笑，不搭腔……

　　正阳门往东过了正义路、台基厂就是崇文门，那儿也是我们这群孩子活动的范围。那时，备战备荒，时刻准备打仗，挖防空洞。我们跟着高年级的“脱砖坯”，砖坯不够用了，老师就带着我们去拆“明城墙”的砖，放学后每人必须拉三趟。我们腰里系上草绳拉着砖一边走一边说笑，觉得是在干最伟大的事业，因为修好防空洞就能抵御修正主义者的入侵。几十年后大家再提这事充分地意识到我们是破坏者，是亲手毁坏文物的“罪人”。

　　说“罪人”也冤枉，几十斤重的城墙砖也不是我们这些小孩好玩的。后来，一班的刘金生透露，有一天，从崇文门拉着砖走到东八角小学一路他憋着泡屎，坚持着把砖送到了学校就直冲进公厕解决。出来时正和一老太太撞一下怀，老太太高声大喊：“这小子，你怎么进女厕所呀！”吓得刘金生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回家，还看有没有跟上来，唯恐把他当流氓抓起来……

　　上世纪70年代初，很多国家和我们建交，迎接外宾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前门地区好孩子的肩上。从迎宾前的教育和迎宾中，我们见识了中国的外交。令我们骄傲的是，经常能看到敬爱的周总理。他老人家总是和外宾站在汽车上和我们频频招手、微笑。有一次还和外宾走下汽车，从我们身边走过，步行穿过天安门城楼。我们感到特幸福。

　　又是从迎接这些外宾的过程中我们知道了好多事，欢迎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等等我们都在长安街的欢迎队伍中。后来，美国总统尼克松、法国总统蓬皮杜来，都没去迎接。而且我们知道对他们要“不卑不亢”。尼克松穿过我们的马路去天坛参观，路上没有一个人，更没有欢迎的队伍。老师还告诉我们，遇到他们，尽量少说话、少笑脸，只是点点头即可。

　　上中学了，我们学工、学商、欢送大哥哥大姐姐们上山下乡也是在这正阳门、前门一带。我们很坚定地向哥哥姐姐们表示：“你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也一定会去广阔天地锻炼成长。”

　　那时的正阳门可以穿着走，尤其是夏天门洞里小风刮着，特凉快。我们经常三五结群地在那坐着聊天，高兴的时候还唱起了歌。我们唱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里的抒情歌曲，唯一表露女孩子柔美的情怀。

　　有一次我和潘丕林、魏桂萍路过纪念碑，特庄严地合影留念，现在看看，没有丝毫女孩的温柔之美。也是，那时候不讲究这个，更没有去吸引男孩子的心理。和班里的男同学都不说话，有事都是板着面孔特严肃地说完就走。有谁要是在路上和我们搭讪，我们都一概不理，谁要是说：“你真好看。”回绝的准是一句话：“臭流氓！”

　　最令我们难忘的“四五”运动，我和邓淑芬、黄丽、王艳华几个女生，穿梭在纪念碑一片白色的花海之中，聆听着人们情绪高昂地朗诵诗歌。当我们跟着人群到了广场东南角的小红楼附近，看到有驱散人群的人们簇拥而来，我们翻过栏杆准备穿小胡同回家。回头望去个子很小的邓淑芬被拦在那里翻不出来，我们飞跑回去，黄丽不顾满裤脚的脏泥硬是把邓淑芬给拽了出来一起回了家。路上说好，谁也不许和家长、老师说我们今天发生的事。坐在家里吃着晚饭，我听到大喇叭里还在高声喊着：“请革命群众马上撤离天安门广场！”

　　粉碎“四人帮”后，“天安门政治事件”彻底平反了，邓淑芬拿来了一本《天安门诗抄》，看着里面熟悉的诗篇我们几个人回味无穷！记得我们跟着游行队伍上街庆祝粉碎“四人帮”，现在想想，那是最后的一次参加游行了，以后在正阳门下过的都是心平气和的日子，高考、上班、恋爱、结婚、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