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里夔夔作品（局部） 元代

　　书法在元时掀起了一阵“复古热”。提到元代书法，便不可绕过赵孟頫。其时，以他为首的一批文人书家开始了崇尚魏晋风骨的书法实践。作为领袖，赵孟頫独当一面，其思想受南宋高宗赵构影响，力倡复古，可说是书法的自我调整。时因书坛凋敝，摹仿颜、苏、黄、米诸家徒有外形，而无精神。此正风气之举，导致了章草复兴与其新格调。但是，元代书家诸多，不乏能人，为何偏偏以赵为首？按照世人的标准，我们现在看到的赵孟頫好像也是被重构过的。赵孟頫推二王，恐怕还有自身因素在内，而时人接受其思想，通过流传的实践作品，给后人以元代书法“复古”这一印象。

　　元代国祚不足百年，但是在这个蒙古人统治的时代，宋代理学却慢慢站住脚跟，并获得了话语权。不得不承认这是蒙古人为了巩固政权而用的政治手段，它显示出文化的妥协性。理学突出的伦理道德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时人。

　　元初，赵孟頫因诗书画俱佳得到元世祖喜爱而入朝为官，但是作为一名赵宋后裔，他不可能得到信任，虽有品阶，但无实权。元仁宗时，他官居一品，却仍然不可能施展其政治抱负。对于帝王来说，无论如何恩宠，赵孟頫始终只是一个能书会画的文侍之臣而已。他的身份和际遇是矛盾的。元朝定鼎时，他还是一名20多岁的青年，不可能没有政治理想和抱负。仕元以后，他知道自己不能有政治作为，想隐逸，但无法实现，只有将理想寄托于艺术层面。后世对其字“无骨”、“俗媚”的批评显然受了理学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人们不应否认其书法才能和贡献。可以说其“复古”迎合了社会文化和书法本体发展的要求，也符合其矛盾的心态和审美理想。正因为他居高位而精书画，故能影响元代的书法走向。

　　赵孟頫的复古具有全面展开和重点推出两大特点，分别体现在他的“言”和“行”上，“言”即是其书学思想，“行”乃是他的书法实践。但是他在实践方面远比对理论要热衷些。

　　他的思想主要体现于书画题跋中。《兰亭十三跋》第七跋云：“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然古法终不可失也。”

　　中国人最重实践，认为在实践中提取的理论，更能指导实践。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要在有问题的时候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便任其自由发展，直到下个问题出现。赵孟頫深通儒释道三家思想，针对了南宋以来的书坛时弊，提出“古法”一说。他学习“古法”最重用笔，其书强调熟练性，和用笔、结体的匀整划一。他之所以推崇王羲之，可能还因为二人遭遇颇有共通之处。

　　在实践方面，他各体皆精，是少见的全能书家。最有代表性的是其飘逸的行草书，可以说是对二王书法的重新回归，以重新寻找到技巧的规范为标志，此规范不一定是再次表现为楷法或篆隶格式，而是表现为对法则本质意义上的重新整理。他提倡儒雅的书卷气和精到的翰札笔法。简化二王笔法，书写简洁精到，并将章法稍作调整。

　　赵孟頫一生，传世作品颇多。其书法发展趋势，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抄写需要，所以减省二王繁复多端的笔法，以简要精到的笔画快速书写。他笃信佛教，写经无数。其书字里行间透露着一种淡然的态度。是以他不可能单纯地再现二王，只是在其基础上改造了适合自己的风格，同时迎合时代书风的潮流。

　　元代书法史上，总是列赵孟頫为领袖。但有意思的是，元人李倜，其书比之赵孟頫不遑多让，更近二王，却无人问津。直到近些年才将他纳入书史。赵孟頫的领袖地位，除了他所处的时代，不可否认也与其政治地位有关，他的实践成果也被时人认同，是以能一呼百应，为时人所推重。

　　元代书法，除了以赵孟頫为首的文人书家，还有隐士一脉。尽管其中不少作者也受到赵氏影响，或因社会地位的共同性而具有一致的审美取向，但其中为数不多的隐士书法家，却有别于赵派书法的风格特征。他们虽具有优厚的生活条件，却不能出仕而报效国家，苦闷的矛盾心理，使他们只能以书法来表现性情，因此比起赵氏一脉来，更多地流露出能发挥自己个性的风格特征，如吴振、杨维桢、倪瓒、陆居仁等。虽然此脉远不及赵孟頫影响之大，但亦不可忽视他们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儒家历来认为今不如古，这就影响了大批文人。他们认为古代总是好的，所以才会支持，才会亲身实践。但总的来说，元代的书法“复古”并不是一个轮回，它自身具有不可重复性。这种时间与空间的矛盾给了我们一种错觉，当时虽然回归了“古法”，强调学习古人笔法，但是它以当时书坛时弊为前提，所谓的“复古”基本上是以抬出二王等人们一致认为好的书法前贤，并以儒家观念和视角将他们重新包装一番，再来让人们学习。而赵孟頫的“复古”，实在是为自己的创新寻找一个合理的立足点。所以并不是单纯的以复古为目的。

　　元代人的实践，让后人看到了基于传统之下的个性，这种并不是单纯的摹仿，虽然较“古法”有所减省，但总能别开一面，对后世书法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