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的头衔有点儿“杂”，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秘书长、四川省收藏家协会副主席、建川实业集团董事长、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的经历有点儿“怪”，从军校转业，到宜宾市的副市长，转身下海，成为房地产开发商。

　　更怪的是，这位开发商最热衷的事业，不是建商品房，而是建博物馆。社会上有“房奴”“车奴”，樊建川自称“馆奴”，而且是“大馆奴”。

　　日前，在《大馆奴》新书发布会现场，樊建川的角色又一次发生变化。此刻，他是一位讲述者，讲述他的书和他的梦——都与博物馆有关。

　　与他这个人一样，樊建川的收藏也称得上“另类”，有八路军用过的子弹带，有华侨捐助抗日的支票，有印着“抓革命、促生产”的“文革”搪瓷水杯，也有汶川地震时“可乐男孩”薛枭喝的那个可乐罐。

　　“别人收藏唐宋元明清，收藏梅兰竹菊、才子佳人，我收藏的大多是些火爆爆的东西。”樊建川说。在四川大邑的建川博物馆群落，已经建成了30多个主题博物馆，大多与抗战、“文革”、知青、灾难有关。在樊建川看来，收藏战争是为了留住和平，收藏教训是为了美好的未来，收藏灾难是为了长久的安宁，“我是想保留一些历史的细节。时间将证明，这些藏品对我们的国家、社会肯定是有用的，是更有价值的藏品。”

　　樊建川对抗战文物有着特殊的情结：“日本总有那么一部分人，不承认侵华历史，甚至篡改历史，为战争罪人鸣冤招魂。我们既要理直气壮地驳斥否认侵华罪行的言论，更应该把事实摆出来，文物就是最好的证据。”

　　2000年7月，樊建川听说一批日军投降时交出的系列机密公文即将拍卖，有海外商人已筹足资金准备“豪夺”。他担心自己的资金无法与之匹敌，就开始四处打探这批拍品的来源，希望说服卖家撤拍。在拍卖会开始的前一天，樊建川找到了这位卖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卖家同意撤拍，直接将拍品卖给樊建川。能把这批日军侵华的罪证留在中国，留在中国人手中，樊建川很欣慰。

　　“建川博物馆的未来应归于国家。我和妻子已经商定并立下遗嘱，当我们不在的时候，将建川博物馆和安仁文化公司的全部股权，捐赠给成都市人民政府。唯有这样，博物馆才能长存，这些文物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份收在《大馆奴》中的《遗赠书》，落款是樊建川。

　　诗人流沙河这样评价樊建川：“看他办博物馆立志救世，‘为人太多，自为太少’，很像《庄子》书中的尹文子。至于粗茶淡饭，布服素衣，‘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又很像墨子。”

　　然而，樊建川并未以古人自况，他想做的，无非是一个“敲钟人”，为忙碌奔波的人们敲响警钟。“我不希望参观者像游客一样，在匆忙之间，花很少时间来看我的博物馆。我希望一部分人来看，看了以后有五分钟的思考，在生活的路上停下五分钟，回头看看，把人生的意义搞得清楚一点。”电影导演陆川，就在建川博物馆停下了脚步。拍摄《南京！南京！》时，陆川曾和同事吃住在建川博物馆：“在建川博物馆，我对历史的感受、判断，发生了很大变化。”

　　“敲钟人”樊建川有一个梦想——凭他一个人的力量建100个博物馆，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大馆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