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幽州节度使刘济及夫人墓考古发掘现场 资料图片

刘济夫人墓志（局部） 资料图片

　　最近北京房山唐代幽州节度使刘济墓志铭的出土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特别是6月22日电视台对墓志开启现场的直播，更是一下子将1100多年前曾在今京津及冀北一带叱咤风云,如今却早已为人淡忘的历史人物刘济重新推到了公众面前。这次刘济墓发掘吸引了大众的兴趣，堪称现代公众考古理念的成功运作。但是，在斑驳陆离甚或繁华热闹的表象背后，仍然不乏历史学参与其中和深度解读的专业空间。本刊特邀请唐史专家孙继民对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解读。  

　　一、刘济墓志的价值 

　　刘济墓发掘的最大收获是出土了两方唐代墓志铭，即墓主刘济墓志铭及其夫人张氏墓志铭。对这两方墓志的价值，网文涉及的很多，笔者不拟过多重复，只想强调一下它的艺术价值、文献价值和考古价值的亮点。笔者与不少专家有同感，认为墓志的最大价值体现在艺术方面。笔者曾承蒙北京文研所的接待前往发掘现场考察。直觉告诉我，该志精美的浅浮雕人物造型和绚丽色彩的有机结合确实构成了它的最大特色，也是最大的价值所在。说实话，刘济墓两方墓志尽管堪称北京地区所发现墓志之最（边长1.6米多），但其与号称全国的唐志之最（边长接近2米）的魏博镇何弘敬墓志铭相比较，在体量之大、雕刻之精、气势之宏上仍然稍逊一筹。但是，它所具有的绚丽色彩的鲜艳程度，以及这些绚丽色彩又与浅浮雕人物造型有机结合，则是何弘敬墓志所不具有的，也是其他现存唐志所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这也为今后该志的保存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使这些绚丽色彩长期固化，永远鲜艳。

　　刘济墓所出墓志的另一个价值体现在文献方面。我们知道，出土文献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现存相应文献的有无和多少，现存文献越缺越少，出土文献价值越大越珍贵。墓葬出土的刘济墓志内容与《全唐文》卷505所收权德舆撰《刘济墓志铭》相比区别不大，而张氏墓志则未见诸史籍记载。依此判断，张氏墓志文献资料价值高于刘济墓志殆无疑义。不过，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也不能排除出土的刘济墓志会有异文，异文也同样具有新资料的价值。例如出土的刘济墓志第一行有“开国男归登书并撰额”等字样（“撰额”疑应作“篆额”），而这一内容即不见于史籍所载的刘济墓志文。同一出土的唐志内容与史籍传世的唐志内容存在差异和异文并不奇怪，这与唐代墓志的体例和形成机制密切相关。在唐代，体例完备的墓志铭一般标注有撰著人、书丹人和镌刻人。其形成过程通常先是撰著人根据志主的有关材料撰成文稿，然后是书丹人再将撰毕的文稿用朱砂誊抄于志石之上，最后是镌刻人依据书丹人的笔画刻字成铭。因此，出土的刘济墓志形成应是权德舆撰文在先，归登书丹篆额在后，史籍所载的刘济墓志文不见书丹人归登也顺理成章。再者，唐志中撰者预写的志文与志石实刻的文字，有时并不完全一样。有些技术性的内容可能要到下葬时才能确定，撰者预撰时可能会预留下一些填空的字句，例如传世的刘济墓志文称志主“归痊于涿州良乡县之某原”，这里笼统的“某原”在出土的志石中很可能就会具体化。这些内容不同的异文同样具有新材料的意义，至少具有校对传世材料的价值。

　　刘济墓的发现以及墓志出土的考古价值，在于它为下一步弄清幽州镇节帅刘氏家族墓地的分布提供了重要信息。幽州节帅刘氏家族先后有三人位至幽州镇节度使，即除了刘济之外，还有他的父亲刘怦和儿子刘总。刘氏祖孙三代统治幽州镇前后历时36年，三人又都是直系亲属。按理来说刘氏家族墓地应在一地，但是我们从目前所了解的情况看并非如此。刘济墓在今房山区长沟镇的坟庄，这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但据《金史》卷78《刘彦宗传》，身为大兴宛平人的传主的“远祖怦，唐户龙节度使”。并称：“初，南苑有唐旧碑，书‘贞元十年御史大夫刘怦葬。’上见之曰：‘苑中不宜有墓。’（刘）頍家本怦后，诏赐頍钱三百贯改葬之。”刘頍即刘彦宗之孙。刘怦始葬地在南苑，而刘济墓在今房山区长沟镇的坟庄，两地相距至少几十里。是什么原因造成父子两人葬地如此遥远？是父子二人本来各葬一方，还是父子二人始葬南苑，金代时一起迁葬于今长沟镇的坟庄？据发掘视频和网文介绍，刘济墓中发现有金代“大定通宝”的钱币，专家推测这可能是金代盗墓者所留，也可能是金代刘济墓重修时所留。那么，是否也有刘济墓为金代迁葬的可能呢？如果是迁葬，那么今坟庄一带就不应仅仅只有刘济墓！历史的无穷魅力，就在于它不断破解历史旧谜的同时，又不断增添历史的新谜。

　　二、刘济死因剖析 

　　谈到刘济墓，网文多提及刘济为其子刘总所杀问题；但导致这一子弑父惨剧的原因是什么，有必要专门谈一下。

　　刘总弑父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在与兄长刘绲竞争中夺得幽州镇节帅的继位权，直接原因是在造谣中伤刘绲的阴谋即将败露时先下手为强。刘济统治幽州镇20多年，也面临着晚年储帅的选择问题。由于史籍记载过少，我们不知道他在儿子中选择储帅的倾向和细节。然而从两《唐书》所载元和五年（810年）出征成德镇期间刘济的相关部署看，他在长子刘绲和次子刘总之间是倾向于刘绲的。《新唐书·刘济传》称：“济之出，以长子绲摄留务，总为行营都知兵马使。济病甚，总与左右张玘、成国宝及帐内亲近谋杀济。”请注意，这里所说刘济出征期间以刘绲“摄留务”，以刘总为“行营都知兵马使”的安排是非常要紧和关键的部署。即将幽州镇后方留守的军政事务处置权交给了刘绲，而将前线的直接统兵权交给了刘总。这表明刘济在幽州镇储帅的选择方面已经向刘绲发生了倾斜，因为在唐代后期藩镇节帅更替的语境之下，储帅往往通过主持“留务”最终通向藩镇节帅的宝座。“性阴贼，尤险谲”的刘总，当然洞晓父亲上述安排的政治内涵，也深知刘济“病甚”可能是他孤注一掷的最后机会。于是，他便利用了自己亲掌“行营都知兵马使”的权力，与张玘、成国宝等一起策划了陷害刘绲的阴谋。为此，刘总采取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挑拨离间刘济与长子刘绲的关系，派人散布谣言，诈称朝廷不满刘济在瀛州逗留不前，准备以刘绲取代刘济的节帅之位，并不断地宣称从京师来传达诏令的使人“已到了太原”、“已到了代地”等，闹得满城风雨。这一招果然激怒了刘济，“济愤且怒，不知所为，诛主兵大将数十人及素与绲厚善者，亟追绲，以玘兄皋代留事。”刘总的第一步达到了目的，便迫不及待地采取了第二个步骤，“济自朝至中昃不食，渴索酏浆，总使吏唐弘实寘毒，济饮而死。”紧接着，刘总又假托刘济之命，下令将赶至涿州的刘绲杀死，为他堂而皇之地登上幽州镇节度使的宝座扫清了道路。

　　由此可见，刘济有关幽州镇储帅选择意向的清晰和刘总的阴谋篡夺导致了刘济的杀身之祸。

　　三、刘济“最务恭顺”原因揭秘 

　　网文有标题称刘济是“晚唐最‘规矩’节度使”，此话应源自《旧唐书·刘济传》的一段话：“贞元中，朝廷优容藩镇方甚，两河擅自继袭者，尤骄蹇不奉法。惟济最务恭顺，朝献相继，德宗亦以恩礼接之。”所谓“最务恭顺”是说刘济对唐廷恭敬顺从；所谓“朝献相继”是指经济上对唐廷时常尽一些“贡献”义务。以上对刘济的评价是相对于河朔三镇中其他魏博镇、成德镇多数节帅所做所为而言的。与刘济在幽州镇当政大致同时期，魏博镇的当政者是田绪和田季安，成德镇当政者是王武俊和王士真。田绪为人“便弓马，性狡黠”，“凶险多过”，被史家称为“自河北诸盗残害骨肉，无酷于绪者”。其子田季安继位，也是“性忍酷，无所畏惧”，且“颇自恣，击鞠、从禽色之娱。”（上引均见《旧唐书》卷141本传）王武俊在建中年间的四王事件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几乎置唐廷于灭顶之灾，故史家称李宝臣和他：“宝臣附丽安、史，流毒中原，终窃土疆，为国蟊贼。加以武俊之狠狡，为其腹心，或叛或臣，见利忘义，蛇吞蝮吐，垂二百年。”王士真是王武俊之子，他在成德镇节帅中，政治倾向和行事风格接近刘济，“比幽、魏二镇，最为承顺。”（上引均见《旧唐书》卷142本传）以上四位与刘济相比，田绪、田季安、王武俊显然是“尤骄蹇不奉法”，王士真虽然与刘济相类，但其当政时间不及刘济的一半。由此可见，刘济在处理与唐廷的关系上的确是“最务恭顺”，更多地体现了政治向心力。

　　刘济对唐廷采取向心政策的原因是什么？笔者以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受父辈影响，二是本人出身使然。受父辈影响可从其父刘怦对待朱滔的言行得到体现。幽州镇本质上属于割据型藩镇，对唐廷的离心倾向不言而喻，但其内部也长期存在主张顺从朝廷的向心势力。早在建中三年（782年）幽州节帅朱滔密谋叛唐时，就遭到了相当数量军士的激烈反对，几乎酿成一场兵变，朱滔为此“密令诸将访察唱率为乱者，得二百余人，悉斩之”（《资治通鉴》卷227）。刘济的父亲刘怦就是其中向心派的重要一员。《旧唐书·刘怦传》称朱滔密谋叛唐时，正受其信任的刘怦就旗帜鲜明地反对：“暴乱易亡，今复何有？怦忝密亲，世荷恩遇，默而无告，是负重知。惟司徒图之，无贻后悔也。”朱滔病死后，刘怦被军士推为节帅，在政治上对唐廷持续采取向心政策。刘怦身居幽州节帅之位虽然仅有三月，但他作为父辈的上述言行不可能不对作为长子继位的刘济产生影响。

　　所谓本人的出身使然，是想说明刘济在入仕之前曾是一位读书人，中过进士，这是他对唐廷采取向心政策的因素之一。关于刘济的进士身份，《旧唐书》本传不见记载，不过《新唐书》本传有明确记载，称他“游学京师，第进士，历莫州刺史。怦病，诏济假州事”。这里有一个疑问，刘怦是幽州镇的一位武将，刘济“游学京师，第进士”可靠吗？笔者以为《新唐书》所记应该无误，这从权德舆撰刘济墓志文可以得到印证。该文称刘济：“始以门子横经游京师，有司擢上第。”那么，刘济游学京师中进士在什么时间呢？我们知道，刘济死于元和五年（810年），享年54岁，则其生年应在至德二年（757年）。他于贞元元年（785年）继任节帅，之前曾历任“参幽州军事，转兵曹掾，历范阳令”，“兴元初”又任莫州刺史。兴元是唐德宗年号，只用了一年，“兴元初”即公元784年。那么，刘济所任幽州参军、兵曹掾和范阳令只能在公元784年之前。又，《全唐文》卷480有《涿州新置文宣王庙碑》，其中称刘济，“建中初，假道州县，操长是邑。”可证刘济任范阳令是在建中元年（780年），而其所任幽州参军、兵曹掾必然是在前此的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年至779年）。刘济所任的幽州参军、兵曹掾在大历何年，目前缺乏具体的实证材料，假设两职历时五年，则其“游学京师，第进士”的经历应在大历十年（775年）以前。而且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也的确看到了两次唐廷面向包括河朔地区在内招揽人才、招收官员子弟入学京师国子监的记载：一次是代宗广徳元年七月诏：“河北、河南，有怀才抱器，安贫守节，素在丘园不仕，为众所知者，委所在官长具名闻荐。”（《唐大诏令集》卷9《广徳元年册尊号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8页），一次是永泰二年（766年）正月下诏：“其诸道节度、观察、都防御等使，朕之腹心，久镇方面，眷其子弟，为奉义方，修德立身，是资艺业。恐干戈之后，学校尚微，僻居远方，无所咨禀，负经来学，宜集京师。其宰相朝官、六军诸将子弟，欲得习学，可并补国子学生。”（见《旧唐书》卷11《代宗纪》）刘济在永泰二年（766年）年龄是9周岁，无疑符合以官员子弟进入京师入学国子监的条件，也与权德舆撰志文所说“始以门子横经游京师”相吻合。刘济应该就是依照永泰二年诏令条件而在年龄达到14岁后成为国子学生的（唐代州县学生入学年龄下限为14岁，国子学亦当如此）。按照唐代规定，国子学生最长的可保留9年的学籍，优秀的可以考取进士。据此计算，刘济在国子监学习的时间应该在大历五年（770年）前后，进士及第可能在大历十年（775年）前后。这些推算难免有失精准，但刘济在出仕之前是一位有功名的读书人并无疑问。

　　刘济的读书经历与进士出身，无疑对他处理幽州镇与唐廷的关系产生了影响。《涿州新置文宣王庙碑》是记述刘济建中初任范阳令时修建的文庙碑，其中称：“学，所以知君臣父子之义者（中略）吾宰主百里，作人父母，权舆斯庙，以为人纪。”该碑立于贞元五年（789年），距刘济升任幽州镇节帅已经五年。尽管立碑者讨好刘济的意图显而易见，但刘济当年创修县学时所强调的“君臣父子之义”却恰恰是当时士人的核心价值观念，刘济此语的表述与其读书经历和进士出身很难说没有关系，这也应该是他在处理幽州镇与唐廷的关系时表现出“最务恭顺”的思想根源与思想基础。（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