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上海图书馆邀请我去做讲座，讲座题目是“考古不是挖宝”，他们还在大门口张贴了海报。我去做讲座时路过，正巧一个老师傅模样的人在看那海报，只听他自言自语道：“考古不是挖宝？——那考古就是挖墓！”站在一旁的我只听得“噗”地一声笑了。

　　可见，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考古挖墓是个常事。然而实际上，考古在很多情况下是不挖墓的，甚至有时即便挖到了墓，还要把墓回埋起来。这是何道理呢？

　　位于陕西乾县的乾陵合葬了唐高宗和武则天，是中国唯一的一座下葬了两位皇帝的陵墓。这两位皇帝当朝时唐朝正逢全盛时期，墓葬规模宏大，去世后的随葬也都丰富异常。相传唐高宗临死前留下遗言，要把生前所喜爱的字画埋进墓内，包括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郭沫若曾说墓中可能还有武则天的画像和诗集手迹，如果打开它，那一定会发现“石破天惊”的奇珍异宝。千百年来，乾陵对人间的诱惑巨大，引得无数盗墓者对它垂涎欲滴。可不论他们怎么满山遍地、开山炸石地寻找，就是找不到墓道口。哪知到了1958年，几位农民炸石修路，却意外发现了乾陵入口。考古学家闻讯而来，进行了勘探，发现墓道入口保存较好，推测陵墓没有被盗过。

　　千百年来找不到的墓葬入口，一朝现世，挖还是不挖？这一问题摆在了考古学家们面前。最初，陕西省有关方面成立了“乾陵发掘委员会”，拟择机打开乾陵地宫大门。可开启帝王陵墓毕竟是个大事，省里有没有决定的权力？于是陕西省派各文化部门负责人等组成5人小组，到北京向文化部请示汇报。文化部又上报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处。周恩来总理没有直接表态，而是请陕西来的同志先去看看正在挖掘整理的明十三陵的定陵。

　　定陵是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寝，1956年起，考古人员也是从找到的墓道口进去，打开了封墓的金刚墙进入定陵地宫的。可发掘的结果非常不尽如人意，大批的绝世珍品，因科技保护水平有限，变质的变质，变色的变色，结果令人扼腕痛惜。显然，周恩来总理让陕西来京报批的同志去参观定陵是有用意的！陕西的同志看到这一幕，心中也都明白了周总理的用意。于是乾陵挖掘工作暂时中止，墓道口也都回填起来。就这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迄今再未挖过乾陵。

　　像中国这样明明挖到了陵墓却不再续挖，而是保护起来的例子，在国外也有，比如日本的仁德天皇陵。仁德天皇据说是日本历史上颇有作为的一位天皇，公元四五世纪之交前后在位。有日本正史之称的《日本书纪》上说，这座陵墓于仁德天皇六十七年开始修建，20年后仁德天皇去世用于下葬，随葬用的明器不下2万件。陵墓前方后圆，由3条围壕相绕，占地面积约达令人吃惊的46万平方米，不但是约25万平方米的秦始皇陵的一倍，更是远大于5万多平方米的埃及胡夫金字塔。于是成为与胡夫金字塔、秦始皇陵并称的世界三大陵墓之一。

　　天皇陵寝作为不可亵渎的禁地，从1850年前后开始，100多年来一直得到日本各级政府的严格保护，不但学术性的考察现场不被允许，就是考古人员也不能随便到里面做调查和发掘工作。像1872年坟丘的方形部分坍塌，露出了横穴式石室，内有石棺，棺外有鎏金铜甲胄、刀、玻璃器等，但为了保护皇家圣物，只是绘制了一些器物图后，马上又把它们都回埋了进去。

　　不仅帝王陵墓回埋，一般墓葬也有回埋的案例。2006年上海修建9号线地铁，施工中在沿线发现了一个明代双人墓穴。但上海考古部门初步清理后未进一步挖掘，反将尸体棺木等再次回埋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一是上海明墓数量很多。从上世纪50年代起，同类墓葬已发掘清理了400多个，不足为奇。这次工程施工偶然挖到的明墓，实属一般性的普通墓葬，与以前发掘的墓葬相比，最多是又增加了数量，对目前的研究并无特殊价值。

　　二是遗体保护难于遗物保存。其一，尸体类文物的收藏成本不但高于一般的玉石文物，还远高于医学院的人体教学标本。其二，更重要的是遗体是有机质文物，不像无机质的金银珠宝，保护难度相当大。当年北京定陵挖出的帝王遗骨和长沙的马王堆女尸，都有过苦于收藏和难以保护的教训，即便像秦俑坑那样的土质遗址还出过48种霉菌。上海明墓出土女尸在没开棺前脸呈白色，开棺后脸色迅速变黑，又是一个人为导致变质的实例，说明以现有的保护能力，我们实在还做不到让出土文物不发生变化。与其不能完全原样保护，还不如还原于地下环境，留待未来保护技术实现突破时再挖，才是最有远见的保护，这早已成为国内外不主动挖帝王陵墓，甚至普通墓葬的“潜规则”了。

　　三是要为子孙而考古。长期以来，在不少人印象中，一直以为上海是无古可考的地方，甚至还说上海市区是从一个近代小渔村发展起来的近现代殖民地城市。其实考古发现早已推翻了这个旧有的思维定势，这次挖出的明墓，就是一个实证。但是因此就要把上海地下的重要文物古迹都挖出来，还是把重要的发掘留给未来的考古学家呢？这不仅是现有保护技术存在不足的问题，还有我们的研究能力也存在局限性的缘故。像上海发现的明墓，既无墓碑，又无墓志铭，身份也无法确定，两具并排女尸的相互关系也不是一时能解。这都令考古学家越来越感到，墓葬中的古代信息不是我们挖出来后便能一一破解的。所以，相信后人的解读能力超过先人，不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客观规律，还是对我们能否正确认知自己时代局限性的严格考量。

　　四是为子孙保留现在，为未来保存过去。上海成陆历史是逐步由西向东的过程，在浦东和虹口等沪东沪北区域，虽也曾出土过唐宋时代的遗物，但总的看上海古代遗存分布，是西南部早而多，东北部晚而少。这次发现明墓的肇家浜路和徐家汇路沿线一带，虽说属于市区西南部，并且常见古墓甚至墓群，但若比起青浦和松江等更西部的可早至汉代和史前的文物藏量，毕竟是小巫见大巫，小马配大车了。上海市区考古资源有限，上海文博部门回埋普通明墓，看似小事，却实在是珍惜市区有限考古资源的重要举措。

　　无论是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还是从考古伦理所涉及到的文化世俗传统方面，近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古墓不再被一味地发掘，哪怕是以科学考古的名义。挖到古墓要回埋，挖到遗迹也要回埋，也不仅是上面提到的几例。比如，就在上海明墓回埋之后，上海还先后回埋过上海北外滩建筑工地发现的明代古墓群，上海世博会浦西展馆建设工地发现的清代古墓葬等；北京也曾将拓印完毕的辽金石经，重新归藏地穴。浙江宁波1995年在象山滩涂上发现的一艘近700年的明初海船，不但是宁波目前发现的最大古船，在国内也少见。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宁波文物考古所所长、现任上海市文物局副局长的褚晓波说：“大型古船在水里埋藏了几百年，出土后含水量极高，一旦与空气接触或经太阳暴晒，水分蒸发后很容易造成木质开裂。这艘古船长23米，修复后可达26米，但由于当时保护手段、存放条件都非常有限，所以只好把它重新回埋到水下。”

　　挖墓回埋，这个过去我们很少听说过的考古新名词，正在成为考古人员运用越来越多的作业方式。不愧对祖先，不留憾子孙，能不挖尽量不挖，能保护就不断保护，无不展示着考古学家的公共职责、文化追求和历史情怀。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