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影响力大不如前，如今的微博仍具备制造新闻热点的能力：前不久，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中心主任易延友，在微博中抛出“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的论调，迅速遭舆论痛批。面对社会各界一边倒的批评，易延友最终删除了相关微博，并就不当言论公开致歉。舆论声浪平息之后再看此事，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替公共“代言”？

　　易延友副教授的荒诞言论，与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极不相符。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的官方微博，第一时间对易延友的言论进行批驳；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主持人白岩松则认为易延友“违法常识、突破底线、冒犯公众”。事实上，近几年很多所谓知识分子的“奇谈怪论”，都可以用这12个字进行概括。

　　略举几例：北京大学孙姓教授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北大中文系教授孔某某曾用3句粗口拒绝记者采访，引得微博网友一片哗然；从“买房就是爱国”到“应大幅提高农药化肥价格让农民用不起”，从“农民孩子最好不要上大学”到“40岁挣不到4000万就别来见我”……这些出自知识分子之口的奇葩言论，每一句都让人大跌眼镜。

　　在我们国家，公众对知识分子普遍抱有较高的期待。究其因在于，民众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期望，很大程度上被赋予到了知识分子身上。他们经常被当作社会行为的示范，被视为社会教化的标杆，也被看作是社会启蒙的主力。人们期待他们以专业学识深化公众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期待他们能在公共事件中发出独立的声音，期待他们能在公共讨论中为自己“代言”。

　　近年，一些知识分子让这个曾经光鲜的身份蒙尘。去年，有媒体开展的一项关于知识分子群体的调查显示，公众对知识分子群体不满意的地方，排前三的分别是学术浮躁和急功近利、作风腐败和趋炎附势、脱离群众和不接地气。

　　正是一些罔顾形象的知识分子，毁坏了知识界的声誉，而鱼龙混杂的知识界，反过来又制造了越来越多的“易延友”。有的人说一些明显违反常识的话，在公共讨论中没有秉持理性和客观的原则；有的人还会为蝇头微利而言不由衷。这些人连为自己发声的独立品格都已逐渐丧失，更遑论为公共“代言”，他们蜕变成自己曾经批判的那种人。

　　白岩松在节目中说，知识分子应像啄木鸟一样，通过找出树上的虫子来维护整个森林的健康，而不是像喜鹊那样天天说一些好听却对森林健康无益的话。“不管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里，知识分子都不应被利益所绑架，他们要对现实提建设性的意见，永远做一个正方向的推动者。”白岩松的这番话，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因为目前的现实确实是“喜鹊型知识分子”太多，而“啄木鸟型知识分子”太少。

　　在舆论多元的时代，知识分子的公共言说显得尤为重要。不过，要让知识分子敢于为公共“代言”，既需要他们能秉持正确的自我认知，也需要全社会为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培养创造良好环境。最起码的一点，就是要让高校、科研机构、文化团体等知识分子的组织，少受权力和财富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