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风，直接体现为政之气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的盛衰。

　　历史上，与蒸蒸日上时期相对应的往往是质朴刚毅、健康清新的文风；与穷奢极欲、腐化衰落的时代相对应的往往是辞藻浮华、思想空乏的文风。汉初，政风质朴，文风亦然。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晁错的《论贵粟疏》，分析形势，针砭时弊，借古喻今，写得深切晓明，极富说服力和感染力。鲁迅评价其“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西汉后期，文风出现了忽视思想内容、片面追求形式倾向。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统治者，如梁武帝和陈后主，喜好浮华的文风，讲究对仗工整、华丽奢靡、散发着假大空气息的骈体文得以风靡文坛。陈后主十分擅长创作辞藻艳丽、内容空洞的宫廷诗，被称为亡国之音的《玉树后庭花》便出自其手。

　　历史上不少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都对文风与国家兴衰之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唐代名臣魏征认为“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他写出了许多朴实直言、不加雕饰的奏疏，如《谏太宗十思疏》等，流传百世。明初，朱元璋针对“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丽绮靡而古法荡然”的弊病，下决心禁冗文浮言，要求大臣“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刑部主事茹太素曾上呈朱元璋一万七千余字的奏折，至一万六千余字方触及正题。朱元璋读后勃然大怒，将其杖责五十大板。明嘉靖年间礼部尚书夏言对科举文风与士林风尚、社会风俗之间的关系有深切认识，他批评当时流行于士子中的“以艰深之词饰浅近之说，用奇僻之字盖庸拙之文”的不良文风，希望科举“务取醇正典雅、明白通畅、温柔敦厚之文”，通过“变文体以正士习”。这些关于文风的认识，时至今日仍不乏真知灼见。

　　文风虽关乎国运兴衰，但其积弊并不易革除。历史上改革文风的实践，成功者有之，失败者亦有之。浮夸绮丽的骈体文曾统治文坛达数百年之久，直至唐代中期，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等文章大家掀起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号召“惟陈言之务去”，才一扫六朝以来文坛骄淫浮荡、柔靡轻艳之风的积弊。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唐代总体上呈现出辞强理直、质朴务实的文风。唐代文风改革一直延续到宋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不仅从理论上倡导文风改革，而且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文风朴实而又长于说理的文章典范。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晚唐五代北宋初年仍经历了花间词、西昆体等绮丽柔靡之风的反复。明清两代，文牍主义盛行，长而空的公文比比皆是。特别是明代屡次严禁繁文，然而终究收效甚微。历史上一再出现“尚文之风日盛、尚实之意日衰”、“诗赋日工、吏治日坏”的悖论，令人嗟叹不已。

　　相比历史上的认识与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对改进文风重要性的认识和实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从一个方面佐证了文风与政治兴衰之间的内在联系。延安时期，毛泽东政务军务千头万绪，仍把整顿文风摆到极其突出的地位来抓，认为文风体现党风，若不清除党八股，将“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祸国殃民”。不知者以为小题大做，殊不知这正是深谙为政之要的表现。不仅如此，他还以自身质朴刚健、生动犀利、清新活泼、富有战斗力的文风，为全党树立了典范，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各项事业的热情参与和支持，极大地凝聚了共识和力量。伴随着健康向上、朝气蓬勃的文风而冉冉升起的是一个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新中国。

　　经过六十多年的建设、改革和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时期。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愈是经济社会繁荣发展，愈是承平日久，愈要警惕形式主义、华而不实文风的死灰复燃。一旦这种不良文风泛滥成灾，特别是与社会上的奢靡浮华之风相互交织，就有可能损害、动摇国之根本。法国思想家卢梭说过：“倘若某个国家的风尚变得躁动，并堕落为享乐，那就意味着言辞很快会沾上这种优柔寡断、娘娘腔的习气。”如果任由形式主义文风泛滥，必将败坏党风政风，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威信，使党和政府在人民中间失去感召力和凝聚力。

　　古人讲：“文以载道”，“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唯有按照党中央关于改进文风的要求，大力倡导言之有物、清新质朴的文风，不作无病呻吟之语，不慕浮华柔媚之风，才能永葆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