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遇到“侠”：一个悖论的产生

——观电影《太极侠》

　　中国的功夫世界闻名，它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体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功夫文化”。这种“功夫文化”的最高要旨是要求习武之人能够内外兼修，在身体和心灵上获得双重功力的增长，这其中太极是最为玄妙精深的一种。由于太极讲究的是含蓄内敛、以柔克刚、急缓相间，其行云流水的拳术风格使得它与格斗的拳法格格不入，因此，太极在以往的功夫片中往往是以配角的形式出现，常常为表现武功深厚之人的意、气、形、神逐渐趋于圆融一体的至高境界。而“侠”则拥有一种张扬着英雄主义光辉的强硬的内涵，大侠们常游走于江湖的血雨腥风之中，行侠仗义，惩凶除恶，以盖世的气度渲染自身。因此，当电影《太极侠》将两者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这种悖论使得影片在深层次的源头上就潜藏一种逻辑不明的“违和感”。

　　《太极侠》讲了这样一个故事：Donaka（基努·里维斯饰）是香港地下黑拳犯罪组织首脑，高薪诱惑太极高手陈林虎参加地下黑拳赛。此时陈林虎的师父所在的“灵空观”被查出多处安全隐患，急需大笔资金修缮整改，陈林虎为了钱只得答应。在Donaka精心准备的一场场对决后，陈林虎收获了大笔资金，同时也激发出人性中凶残、暴虐的一面，最终在师父的指引和自我的回归中改邪归正。就剧情来讲，故事的主线是合理的，故事的起承转合和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也是顺畅的。但是故事的主线被毫无缘由的18场打斗戏接连切断，电影完全变成了单纯为了打斗的炫技片，观众很难代入情感，作为冷静的旁观者对电影进行读解的可能，也被重复拖沓的剧情慢慢击碎。

　　在对故事内核的诠释上，演员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在电影中，演员都是扁形人物，没有显示出人性的复杂和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在影片中，每个演员都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自顾自地演着属于自己的那部分戏。影片从始至终陈林虎都在毫无表情地和各色人群不停打斗，陈林虎的师父不停地重复讲着关于至高武功的大道理，莫文蔚饰演的香港女警察绢秀一直坐在警车里追踪疑犯，而基努·里维斯饰演的反派则时不时地出来推动一下剧情的发展，至于陈林虎可有可无的女友，则更是一闪而过，难以让人留下印象。在影片的最后，从头到尾蓄积力量，准备大爆发的基努·里维斯，却被陈林虎很轻松地打赢，着实让观众大跌眼镜。

　　影片牺牲了剧情的目的是表现太极拳这门博大精深的功夫，然而，没有情感支撑的表现是很难触及太极的本质的。太极本不是为打斗而生的，电影还硬是要让“太极”遇上“侠”，产生这个悖论虽是硬伤，但是影片定位是功夫片，如果在功夫之处有亮点，也仍有喜欢此类型的族群。可惜的是，电影中宣扬的太极功夫也只是个噱头，在影片中，真正的太极招数屈指可数，各方各派的功夫混乱地穿插出现，很有点功夫大杂烩的味道。在18场打斗里，空手道、跆拳道、桑博、摔跤、格雷西柔术、踢拳等功夫让人眼花缭乱，陈林虎的武功也是糅合多种派别的功夫，与片名《太极侠》大相径庭，而太极拳的内涵表现也仅限于纸上谈兵，每逢关键之处或由师父随口一说，或由一招半式的太极拳法草草带过。人物由正到邪，后又归正的人生轨迹变化也因“太极”与“侠”难解的悖论而不能酣畅地描摹，深入地铺展，从根源到内容表现、演员表演、细节处理都是分裂的。

　　《太极侠》的另一个悖论表现在中西文化的差异上。作为一部中美合拍片，导演有意识地想要营造一种共融的生活样态。《太极侠》里有宁静的寺院，也有热闹的夜店，有北京的老胡同，也有香港的霓虹闪耀，有反黑警花，也有美国大亨，有太极玄学，也有现代搏击。片中语言也很丰富，英语、粤语、京片子、中式英语、港味国语、港味英语混合，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城市与乡村，这么多东西混在一起，又没有挖掘出共同点，没有内在序列的共融，最终形成一种不伦不类的影像乱炖。而这种刻意忽视不同，强硬趋同的执拗态度，以及极端明显的广告植入，很容易引发观众的不适感，显示出一种难以求得共鸣的无力感。

　　当然，影片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影片《太极侠》是有着1/8中国血统和浓厚中国文化情结的国际巨星基努·里维斯首执导筒之作。作为一个西方人，首次担纲导演，就能把中国的太极拳搬上大银幕，这种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主演陈虎则全程40多分钟的打斗场面完全不用替身，以深厚的中国功夫一一应对，这种敬业精神是值得学习的。这部影片全程在中国完成拍摄，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对太极功夫的传承和发展也产生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