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诵与做文章，有着怎样的关系，古代的文章大家，没有留下多少记载。现代文学史上的好多名家，却留下了这方面的记录，可以说少小时，他们大都经过这方面的严格训练。

　　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我念的第三部书叫做《律诗六钞》……全是律诗，我读了虽不懂得，却背得很熟。”书里，还开列了他小时候“诵读”过的十三种古书，除了《论语》、《孟子》，还有《书经》、《易经》、《礼记》等。

　　胡适只说了诵读过什么，鲁迅却说了是怎么读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写道：“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徐志摩在《雨后虹》一文里，也说过他小时候怎样诵读，跟鲁迅所记的情形有相似之处：“我记得儿时在家塾中读书……可怜的‘读书官官’们，还是照常临帖习字，高喊着‘黄鸟黄鸟’，‘不亦说乎’……先生亦还是照常抽他的大烟，哼他的‘清平乐府’。”

　　从鲁迅与徐志摩的文章里能看出，他俩都是大声朗读。再就是，他们念书时，他们的先生也同样在念书。鲁迅的文章里，将先生朗读的声调也写出来了：“……呢……噫……嗬”。先生的声调，也正是学生的声调。

　　我上小学的时候，早自习朗读，也是带声调的。要领是，在字词间加一个或两三个不等的嗯，嗯的多少与长短，便构成了朗读的调子。若是老师让背书，某个地方卡住了，会一连几个嗯嗯的嗯下去。奇怪的是，嗯上几下，忘了的多半会想起来。

　　这就是吟诵跟做文章的关系了。

　　文章是有调子的，吟诵得多了，背诵得多了，就自然容易掌握文章的调子，写起文章来就顺畅了。这句下来，就自然知道下一句该怎么写。不这么写，就觉得不顺，觉得拗口。人们说，好的文章，有种韵律美，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个事件，起始就是由文章的调子引起的。起因是，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写了篇文章，夸陈西滢的一篇《闲话》写得如何好，周作人不干了，写了篇文章给予驳斥。周作人的主要意思是，你不是夸陈西滢品质多么好么，可是他曾说过“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样的话呢。

　　徐志摩的原文是：“他（指陈西滢）……任凭当前有多少引诱，多少压迫，多少威吓，他还是他的冷静，搅不混的清澈，推不动的稳固，他唯一的标准是理性，唯一的动机是怜悯。”据徐志摩的解释，是写了“他唯一的标准是理性”之后，不能算完，必须再加上一句与之相配，否则文气不顺，但他一时又没想好加什么合适，便忙中凑了个“唯一的动机是怜悯”。徐志摩写文章的感觉是有了，可出于匆忙，用词上有欠考虑，于是让周作人抓住了把柄：一个对女性“唯一的动机是怜悯”的大学教授，会说“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样无耻的话吗？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场论战就这样开始了。

　　虽是一个老故事了，但也反映出，历来的文章里面确实是有“调”有“气”的，这是由汉语的语言特质决定的。汉语的词性，有些甚是模糊，不确定，因此往往是上句说个什么，下句还要再补充一下，表达的意思才完整，才准确。

　　吟诵，乃至背诵，就是针对汉语的这个特点，来熟练掌握文章的调子的。中国古代的文论，有一种说法叫“文气说”，文章的气，要的是通畅，吟诵就是一种文气的训练，对文章感觉的训练，这种训练的功夫到家了，写文章没有不通顺的。这，或许该是吟诵的一种更为切实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