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瘟疫》封面

《知识分子的效忠与背叛》《知识分子》

　　经济上的飞速现代化将伊朗这样一个具有自身古老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强行拉进了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中，两种观念十分悬殊的价值观在伊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强烈的冲突。

　　伊朗在历史上一直是雄踞西亚的文明古国和强国，19世纪在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为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20世纪的伊朗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求一条救国救民之路，“寻路”意识成为伊朗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20世纪的伊朗经历了四次重大政治选择，知识分子阶层都曾积极参与其中：1905—1911年发生的立宪运动是伊朗现代史的开端，知识分子阶层将西方的君主立宪制视为一条拯救之路，但立宪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1941—1953年，伊朗发生了声势浩大、影响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投身于这场运动中，希望用社会主义来拯救伊朗，但几经挫折之后又失败了；1953年之后，伊朗走的是一条全面西化之路，经济飞速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但付出的代价是传统文化失落、社会道德沦丧，这让伊朗知识分子阶层无不痛心疾首，他们认识到伊朗传统的宗教文化对拯救自己国家民族的重要性，逐渐回归伊斯兰传统精神；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知识分子阶层成为革命领导力量宗教阶层的同盟军，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

　　这其中，伊朗知识分子阶层在国家全面西化的浪潮中向伊斯兰传统的回归尤其值得我们深思。上世纪60年代开始，巴列维国王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弘扬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文化传统，强调伊朗的雅利安族属性，意在将伊朗纳入西方文化的体系中，同时强权扼制伊斯兰教，由此引发与宗教阶层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巴列维国王自上而下地推行大力度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旨在“把伊朗建成独具特色、君主专制政体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上世纪60、70年代伊朗经济的近乎于疯狂的飞速发展在当时是世界上的奇迹。70年代初，伊朗人均国民收入已列世界第9位，综合国力大大加强，国际地位大大提升，成为一个发展迅速的资本主义国家。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而西方在较早的时间里，就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其价值体系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发展得相当完备。西方列强利用自己强大的国力将自己的价值体系作为一种绝对价值体系强行推向东方社会。因此，近现代以来，现代化与西方化成为一个纠结不清的难题，一直困扰着东方国家。从理论上来说，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不等同于文化的西方化。但是，西方国家的先发现代性使他们占据了“先发制人”的优势，使他们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规则制定者，必然把他们自己的利益——政治利益（包括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和经济利益——强加在这些游戏规则中。比如，曾经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就是把西方意识形态强加于经济游戏规则的典型事例。这是赤裸裸的硬性强加。另外还有很多隐形的软性的强加，比如附着在因现代化而改变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以及某些非普遍性的道德意识。

　　在伊朗，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最如火如荼的时期，也是美国的文化强加最高峰的时期。对此，巴列维国王的双胞胎妹妹在《伊朗公主回忆录》中也说：“美国人搞出了一个奇怪的援助方式，即文化援助，具体地说就是要使这些国家的文化尽可能‘美国化’。”当西方把自己的现代经济模式以“全球化”的名义推向世界时，必然把附着在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推向世界。的确，经济上的飞速现代化将伊朗这样一个具有自身古老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强行拉进了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中，两种观念十分悬殊的价值观在伊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强烈的冲突。

　　巴列维国王实行的现代化，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并意欲一蹴而就。超速发展之下，表面上国家经济发达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实际上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根本无法解决。社会生活表面繁华的光环掩盖之下的实际上是混乱——社会秩序的混乱，人心的混乱。信仰失落，传统消亡，道德沦丧，整个社会色情泛滥，物欲横流，唯利是图，不惜采取坑蒙拐骗等一切卑劣手段暴敛横财，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极其严重。倘若说传统文化的失落更多的是让伊朗文化人感到悲哀的话，那么社会道德的沦丧则使每一个有良知的伊朗人触目惊心。一个民族赖以立足于世的精神支柱濒于崩溃的边缘。这正是广大民众在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也诅咒现代化的关键原因。当时的伊朗知识分子纷纷在自己的作品中谴责西方化带来的信仰沙漠化。

　　伊朗文坛领袖阿勒·阿赫玛德（1923—1969年）的思想转变，颇能代表伊朗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阿勒·阿赫玛德先是信仰社会主义，是伊朗人民党（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后来虽然退出人民党，但在退党之后的若干年内思想上仍倾向左翼。在这一时期，阿勒·阿赫玛德在思想上是鄙视和嘲讽宗教愚昧的，这在他的小说集《走亲访友》（1946）、《我们的苦难》（1947）和《三弦琴》（1949）中有突出反映。伊朗社会主义运动失败之后，阿勒·阿赫玛德曾一度转向存在主义。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阿勒·阿赫玛德转向对传统进行探索，重新认识到宗教的力量，在其最有影响的政论著作《西化瘟疫》（1962）中，在深刻剖析伊朗文化发生异化的根源的同时，阿勒·阿赫玛德明确认识到宗教阶层能够在抵制和消除西化瘟疫中起重要作用。1964年，阿勒·阿赫玛德拜访了宗教领袖霍梅尼，1966年又结识了著名的宗教学家夏里亚提，并与夏里亚提成为好友。1966年出版的朝觐游记《戒关微尘》显示出阿勒·阿赫玛德已经完成了思想上向伊斯兰传统的回归。

　　1977年，在伊斯兰革命的前夜，阿勒·阿赫玛德的政论著作《知识分子的效忠与背叛》出版，明确提出知识分子阶层应当与宗教阶层结盟，反对巴列维政府的全面西化政策，用伊斯兰精神拯救伊朗，拯救伊朗文化。阿勒·阿赫玛德的主张对伊朗知识分子阶层在伊斯兰革命中成为宗教阶层的同盟军起了重要作用。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向伊斯兰精神的回归，有力促进了伊斯兰复兴主义在伊朗的发展，并成为伊斯兰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知识分子阶层是一个社会中最理性的阶层，伊朗知识分子阶层的“背叛”，意味着巴列维政府已经彻底失掉民心，焉有不亡之理。1979年1月31日，面对全国范围内的要求推翻巴列维专制政权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巴列维国王感到大势已去，弃国出走。3月31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

　　作者简介：穆宏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