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内的读者，知道《人民中国》的人也许不多，但在日本，许多人对它耳熟能详。

　　上世纪50年代初，西方国家企图将新生的中国窒息在封锁之中。1950年1月，《人民中国》英文版创刊。从此，新中国向世界打开了第一扇窗，新中国的声音从这里传向世界。

　　在周恩来、廖承志等中央领导的关怀、支持下，1953年6月，《人民中国》日文版创刊。创刊号的封面上，是刚刚过去的那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少先队员献花的照片。

　　最初的日子让文化部原副部长、《人民中国》日文版创建者之一的刘德有先生至今无法忘怀。“当时，手里拿着还散发着油墨味的创刊号，人人都激动不已。特别是那些帮助我们工作的日本朋友，想到这本杂志不久就会到达他们的祖国，更是激动万分。”

　　今天，在日本仍活跃着不少《人民中国》的读书会。《人民中国》的读者既有普通民众，也有官员政要。原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是《人民中国》的自费订户。《人民中国》总编辑王众一还把杂志送到了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野田佳彦三位当时在任的日本首相手上。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民中国》是关心中国的日本友人了解中国的唯一窗口和桥梁。《人民中国》杂志社社长陈文戈说：“下一步，我们将把《人民中国》打造成聚集权威观点、解读社会现象、展现魅力文化、促进中日人民交流的全新媒体和公关服务平台。”

　　杂志上呈现的中国原汁原味 

　　“我的家乡在江苏省长江以南的小镇戚墅堰，它紧紧地依傍着大运河。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就是在那儿度过的……对孩子来说，运河更是他们不可缺少的伙伴……一到夏天，大家几乎整天都泡在河里，或者扎猛子捉迷藏，像孩子躺在母亲的怀抱里，尽情地扑腾，撒娇；或者带个小木盆，边玩边摸螃蟹，逮小虾。夜里梦中也激荡着运河的波浪和水声……”

　　这是《人民中国》记者沈兴大、刘世昭骑自行车采访京杭大运河后，笔端呈现的中国。

　　“……走了三个半小时，我们于中午十二点半到了培石镇。路上只遇到过四位从湖北省巴东县买了一群山羊赶回巫山县去的农民，我问他们为什么不乘船，而偏要走这100来公里的栈道，他们讲赶着这群羊乘船船票就太贵了。原来他们选择栈道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

　　上世纪90年代初，摄影记者刘世昭徒步走三峡，让人们在细部感受着真实的中国。

　　就是在这样的无数细节中，《人民中国》向它的读者生动地勾勒出中国的发展变化，抒发着生活在其间的中国人的喜怒哀乐。

　　60年，720期，《人民中国》将一个深入细部、生动鲜活的中国，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们的报道，被同行们称为“人民中国体”。

　　用脚走出来的报道 

　　说到“人民中国体”，有些往事不能不提。

　　“我的文章是用脚走出来的”。这句话，虽然出自《人民中国》日本专家村山孚先生之口，却是《人民中国》记者们共同的遵循。

　　村山孚的采访实践，是对此话的最好注脚。那次他去北大荒852农场采访，去田头，进厂房，到职工家里拜访，和工人们座谈，采访从早晨6：20持续到晚上10点。他说：“只有亲眼所见，写出的文章才有说服力。”

　　车慕奇做了一辈子记者。即使是做了总编辑和退休后，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直到生命的终点。“作为记者不能娇气，不管什么地方，只要人能到的地方，我就能去；人能睡的地方，我就能睡；人能吃的，我就能吃。”他身体力行的追求，被奉为《人民中国》记者的圭臬。

　　走进基层，走进生活，需要勇气，需要坚忍，有时，还会有生命危险。

　　为拍到泸沽湖的美景，摄影记者沈延太天没亮就只身爬上湖边的山顶，天黑了才拖着疲惫的身体返回驻地；为采访鄂温克猎民的狩猎点，高级记者丘桓兴雪夜中，在大兴安岭狼群出没的原始森林里徒步跋涉8个小时。

　　康大川把年轻编辑关在自己家中，管吃管住，为的是把鲜活的采访素材写成读者爱看的报道文章；车慕奇踏遍大西北写出《丝绸之路》；丘桓兴遍访各族群众写下《中国民俗探索》；孙战科的《重返北大荒》，更是融进了20多年流放生涯的思考与感悟……“记者的脚印能延伸多远，读者的视线就能延伸多远，思绪也会随着作者的脚步和仰天俯地的笔触和镜头而行步。”这是《人民中国》采访者、写作者的共识。

　　心在走近，距离就不会遥远 

　　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唐家璇在写给《人民中国》的信中说：《人民中国》向广大日本朋友开启了一扇绚丽多彩、真实亲和的“中国之窗”。

　　《人民中国》是座桥，建桥者不仅是编辑、记者，做通联工作的亦有独特贡献。1964年，于淑荣来到《人民中国》，在通联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30多年中，经她回过信的读者，累计达上万人次。读者在信中写道：“我将把它（《人民中国》的回信）珍藏起来，把人民中国社充满诚意的心，告诉给日本的人们。每当我想起给了我许多关照的先生们，就好像心中点亮了一盏明灯，时时温暖着我的心。”

　　《人民中国》工作着几代日本专家。“人民中国体”的日语叙述，由于他们的努力，更加精彩。刘德有回忆说：“我们的译稿经日本专家稍微一改，就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

　　曾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如今已经71岁的横堀克己继续担任着《人民中国》的编辑顾问，参与着《人民中国》的制作。他说：“《人民中国》的许多报道是日本媒体没有刊登过的。这些信息绝非推测或无法确认，而是权威负责、可信度高的信息。当下的日本，有关中国的不实消息泛滥，因此，《人民中国》不失其存在的意义。”

　　在日本专家群体中，池田亮一、戎家实、金田直次郎是为《人民中国》工作着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他们的名字将永存于《人民中国》的史册。

　　“希望《人民中国》立足中日关系大局，进一步发挥‘以心交流’的传统与特色，凝聚中日关系的正能量，为促进中日人民友好交流和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人民中国》甲子华诞之时，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周明伟这样寄语。

　　在世界激荡的风雷中，甲子之年的《人民中国》再次出发，去续写“一本杂志上的中国”新篇章。(本报记者 庄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