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艺的前途与传统

《北京人艺之前途与传统》课题开题研讨会内容摘登

　　6月5日，由北京市文联、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北京人艺协办的“《北京人艺之前途与传统》课题开题研讨会”在京召开。今年，中国文联启动“文艺评论工程”，实施部级研究课题项目，北京评协申报的《北京人艺之前途与传统》为该项目4个重点课题之一。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出席研讨会并致辞。谢冕、孟繁华、傅谨、索谦、解玺璋、宋小明、朱旭、郑榕、李滨、蓝荫海、吕中、吴家璆、刘章春、邹健、王欣雨、陶庆梅、马欣、王德新、崔宁等20余人出席会议，北京市文联副秘书长张恬主持。会上，与会者就该课题相关话题展开深入研讨。本版摘登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最可贵的品质是不随俗

□ 谢　冕

北京评协主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人艺剧目的选择是有它的眼光的，那就是经典。由于艺术家们的表演丰富了剧本，于是这种表演也就成为了经典。中国的话剧是外来的，是新文学运动我们才有了话剧，但由于像北京人艺这样的团体和一些先驱团体不断地丰富，于是话剧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北京人艺功不可没。现在的情况有很大变化，但北京人艺最可贵的品质就是不随俗，几十年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的信念、自己的审美标准、自己的理想，这是非常可贵的品质。由于他们的坚持才有了今天我们说的京味儿、传统等等。所谓“京味儿”，我想就是北京人艺有一种氛围，这种氛围是它的书卷气，是表演艺术家们非常丰厚的文学素养。和其他的演出团体不一样，这种书卷气、学者化的表演风格使我们看了它的剧目后会过目不忘，永远怀念。

　　话剧艺术本来就不是大众化的艺术，本来就是演给有文化的人看的。如同当年，我们是从这些话剧艺术欣赏中提高了文学的品位、趣味、素养。到首都剧场看演出不是看热闹，是接受文学对我们的熏陶和陶冶。我非常担心在商潮滚滚当中，人们会疑惑这是不是阳春白雪？是不是曲高和寡？我觉得我们的小品够多了，我们搞笑的节目够多了，国家养一个、养几个、养几十个像北京人艺这样的演出团体，让它来做这种“阳春白雪”，让我们的观众在看演出的过程中能和看二人转等获得不同的东西，那就是一种提高和提升，这太重要了！

民族艺术美学成就“神话”

□ 傅 谨

北京评协副主席、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北京人艺是一个当代艺术史上的“神话”，这个“神话”由很多方面构成。我想最初中央和北京市组建北京人艺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而这个指导思想可能贯穿了北京人艺62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在中国组建的最好的表演艺术团体一定要把民族艺术美学放在重点位置上，而事实上北京人艺62年的道路就是这么走的。从焦菊隐一直到林兆华等后来新时期的著名导演一直在试图做一个事情，就是构建中国表演艺术美学，而这个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美学的系统从来都以中国传统戏剧表演作为背景。民族表演艺术美学的凸显是北京人艺发展的一条红线。

　　话剧是个外来艺术品种。从1899年中国人自己开始演话剧，作为外来艺术门类，表演上毫无疑问主要是继承欧美表演艺术传统。但一种艺术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和深厚传统的国家，尤其在面对戏曲庞大的存在的时候扎下根来，如何生存、发展以及如何形成自己独立的艺术品格，我相信是1899年以来所有从事话剧的人都必须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比如焦菊隐以他自己对斯坦尼体系的理解把它引进中国，来建构北京人艺的表演艺术美学。在那个时代他用他自己对斯坦尼体系也许不太准确的理解，加上他对戏曲深刻的领悟，将两者结合起来才出现了焦菊隐时代的北京人艺，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东西才会有《茶馆》。民族艺术的美学、民族文化传统和地域风情这三者的完美的结合，我想这是北京人艺在50年代开始走的非常独特的道路。

厚古不薄今，守正即创新

□ 孟繁华

北京评协副主席、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60余年北京人艺演出了数目巨大的经典剧目，这些经典剧目是人艺走过的艺术道路，而反映出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艺术理念，即“厚古不薄今，守正即创新”。任何一个时期、一个潮流、一个现象的出现，特别是戏剧领域，总是伴随着古今、新旧二元对立的争论。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是制约艺术发展的观念。但人艺的艺术实践道路，人艺保留的剧目和新推出的剧目，不是在古今、新旧上做文章。题材并非是决定艺术生命的最终标准和理由，重要的是它所坚持的艺术观念。无论是《茶馆》《蔡文姬》《关汉卿》《武则天》等，还是《骆驼祥子》《日出》《雷雨》《风雪夜归人》《北京人》等，由于剧作家历史观和价值观的介入，历史与我们不同时期的生活情感建立了关系，让我们从这些故事和人物里看到了与今天有关的是非观和价值观，在这种意义上北京人艺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它的地域性。

　　现在，创新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口号，“唯新是举”也成为这个时代文化的意识形态。应该说，没有人反对创新，一部艺术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创新史。但并非新的就是好的，创新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而且必须在守正的基础上实现完成，没有守正就无从创新。因此，在创新成为最大神话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强调守正的价值和意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激进主义的创新要超越一切的时候，就是它的问题将要暴露出来的时候，这时强调或突出守正是十分必要的，甚至也可以说某些时候守正即创新，在这方面人艺60多年艺术实践积累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

前途离不开基本功

□ 朱 旭

北京人艺老艺术家

　　提到北京人艺的前途，我想一个演剧团体还是有它的基本功问题。北京人艺一建院就有个学习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就是焦菊隐。那时候都定学习计划，拉出书单来，中国的、外国的、古今的，几十年下来确实感觉到非常有必要、有好处。我记得过去咱们有个“干部必读”，能不能定个“北京人艺必读”？作为一个北京人艺人，不只是演员要学，各方面都要学，这样共同语言就多了。还要加强文学的修养。我们常说看一个演员最后就看他的文学艺术修养，这个瞒不了人，观众一眼就看得出来，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另外，演剧团体的基本功很重要。人艺几十年请了多少台词老师，良小楼、沈湘、侯宝林等都在列。那时候还特别请了白凤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说了一句管一辈子，说“演员台词不清等于锯观众的耳朵”。北京人艺还好，该记住的都记住了。有些演员的台词很好，记不住的也就拉倒了。外界专家好像很少提这个问题。北京人艺的成员就是该记住，我们也全记住了，但这些基本的东西重要至极，一个剧院有很多这些细致的东西丢不得，丢了就危险了，前途就不那么光明了。所以希望从领导方面注意到这个问题，抓这个问题。

关注“人”、表现“人”一直是重点

□ 郑 榕

北京人艺老艺术家

　　话剧的发展方向要依据观众的爱好和需要，因此，总结具体的历史经验教训比空谈理论重要得多。艺术机构领导人的思路对剧院的发展方向起着绝对性作用。焦菊隐先生说过，写戏就是写人，写人就是写性格，从台词里挖掘形体动作和舞台行动，用生活细节和浓郁感情来丰富舞台生活和人物形象，因而使剧本一经演出就焕发光彩，这是中国学派表演艺术的惊人创造。如何表现“人”一直是北京人艺对创作方法选择的重点。焦先生初来人艺时改用了“体验生活”的做法，鼓励用“形象思维”，他说戏是给观众看的，要具体，不能抽象，把内心体验改成形体动作，并指出，把作家的行动性语言组织成为具有语言性的行动，这就是戏剧艺术的对立统一规律。导演要和演员一起挖掘人物的心理行动。这种思路在《龙须沟》第一幕“出走”的一场戏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后来又从苏联专家那里领悟到“斯坦尼体系”的创作原理，最根本的是最高任务、贯穿引动和规定情境的学说。最高任务的提法是科学的。紧跟着又提出了“民族化实验”的主张。焦先生说，戏曲给我在思想上引了路，帮我理解体会了一些斯氏所阐明的形体动作和内心动作的一致性。符合规定情境的形体动作，可以诱导正确的内心动作，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戏曲比斯氏艺术更为严格。焦先生的“中国学派”生前已经初露端倪，可惜他英年早逝，希望后继有人能把他未了的志愿继承下去。

保持住了一口文人之气

□ 宋小明

原东方演艺集团词作家、音乐评论家

　　北京人艺做到的实际上就是保持和发展。保持住一口文人之气，这是北京人艺的精神品质和精神境界。北京人艺这么多的戏，一路演下来，每个人物的身上都凝着一口气，就是文人之气。说得粗一点，1957年、1958年之后这口气被打散了。这口气是维系着人艺一直走到今天的关键。像朱旭老师和吕中老师的很多戏，角色变了，但骨子里的那口气没有变，这是必须要维持的。很多剧院没有这口气，也就走不远。这是要保留的。其次是它的语言文学，是以北京语言文化为核心的，这是构成北京人艺的一大特点。当然，它也有很多像《洋麻将》这样的洋戏，和比较先锋的戏，但是我还是更看好这些东西。《洋麻将》实际上还是还原于北京语言文化，它是翻译上的成果。就像今天莫言拿了诺贝尔文学奖，媒体都在喧嚣欢呼，却冷落了一个伟大的传递手——女翻译家，如果没有她根本谈不上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

　　发展方面，像濮存昕、杨立新等人，把人艺这口气接过来了。北京的传统平民文化逐渐在被解构被蚕食，这是很无奈的事。我们过去说北京人的三大文化，茶馆文化、酒馆文化、澡堂子文化，现在没有了，没有之后平民的根基就没有了。而实际上从老舍的《茶馆》到张杨的《洗澡》等，很多艺术家都是以此为创作基础的。胡同文化也一样，胡同现在也在一节一节地拆，变成社区院落，楼高了，人远了，也就给我们创作者和表演者提出一个新课题：怎么面对今天北京发展的一些反应。所以，要保持住一口气，比如语言上的东西，同时要面对北京新的发展。

理论研究和经典化运作

□ 索 谦

北京评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原党组副书记

　　我一直很关注中国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文艺的发展，包括人艺话剧。我们国家在理论思维方面一直比较欠缺，或者说这方面的传统比较薄弱。研究人艺的课题我想首先要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过去人艺有60多年丰富的实践经验，也做了很多总结，但大多还是在经验层面上，而且人艺本身经过60多年一直在留守和坚持的东西可能有的清晰，有的不太清晰，因此希望经过认真研究，把人艺60多年的实践真正提升到理论层面，并和一般性的戏剧理论结合起来，提炼出一些认识。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需要费很大力。但非常有必要有价值。因为北京人艺的价值在中国戏剧界、话剧界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中国当前和未来的话剧都起到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

　　另外，在现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无论是广义的文艺作品还是具体话剧，还需不需要经典？什么是经典？经典最本质的要素都是什么？经典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经典的作品是怎么发展的？经典在话剧中如何发挥它的作用？我觉得由人艺在未来中国话剧事业上担当起经典的运作是当之无愧的，而且也是责无旁贷的。正如许多专家提到的，很多院团担不起这件事，而人艺有60多年的传统、深厚的文化积淀，有这么多的学者型、有思想、有思考的艺术家，才能够担当起经典化运作。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也是这个课题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传统和前途是综合性课题

□ 崔 宁

北京人艺副院长

　　要研究北京人艺的传统和前途是一个大题目、综合性题目，有几个方面的框架要考虑。首先是研究北京人艺的剧目的自身建设、风格建设、表演样式以及由剧目体现出来的北京人艺的精神，这是最主要的方面。其次，还要考虑到北京人艺的管理体系中的一些支撑和重要环节。包括北京人艺建设初期的前景规划等，很多重大问题是因为有了基本建设和整体管理上的长远思路，再在一些具体细节上落实才形成的。再一个是北京人艺的学术理论建设问题。我们很多老艺术家都是学者型编剧、导演、演员，在这样一种理论的基础上，并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理论建设，包括50年代北京人艺展开过发展前景的大讨论。现在遇到的问题其实从理论建设上是要破题的。北京人艺一直没有放弃理论。我们总说要出人出戏，但北京人艺还要出理论，这个理论建设反过来对北京人艺的指导作用巨大。还有一条，北京人艺在与戏剧观众的交流方面从历史到现在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工作，直到目前剧院班子还在规划建设人艺之友的剧社，想把老先生们给我们创造开拓的事业进一步继承好发展好和做得更好。艺术要有人看，艺术与观众是鱼和水的关系。北京人艺目前也在积极地开拓，并很有前景。

机制研究应兼顾内外

□ 陶庆梅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北京人艺看上去就是这样一块地方，但其实一个剧院的设置和一个国家的文化抱负、文化想象非常有关，尤其是中国这60年来。从北京人艺的建设到现在北京人艺的变化，我们常开玩笑说中国的院团机制学的是欧洲大陆的传统，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院团改革开始慢慢学美国，中国的文化官员许多都到美国去参观，学习美国百老汇的经验。其实两个系统不一样，要深刻认识到这两个机制的巨大差别，然后才可以做院团机制改革的调整。院团体制的改革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中国市场化进程。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北京人艺不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的，是面临一个新的机制体制在文化市场上的出现，原来的机制也在起作用，是处于一个非常丰富的变化的体制中。所以目前对此研究非常不够。

　　民族化的发展其实是北京人艺的一条红线，贯穿于北京人艺发展的历史中。我们的研究一方面要把民族化的研究理论化，另一方面就是要思考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它一直在民族化的道路上往前走，这是特别重要的。这个机制除了外部的研究之外其实涉及到北京人艺内部机制研究，而现在很少有人能进入到这个体系中深入研究。另外想特别强调，北京人艺的研究其实是对国家主流剧院的研究，要在这个角度上做研究，可以参考的对象可能是欧洲主流剧院，我们要从根基上去研究欧洲大陆的主流剧院，研究它们内部机制的建设等，这样会更有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