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现代意识遇上戏曲传统

——观新编京剧《韩玉娘》

　　今年5月,由董圆圆、张建国等主演，根据梅兰芳先生的代表作《生死恨》创作改编，由国家京剧院倾力推出的新编京剧《韩玉娘》赴澳门参加“第二十四届澳门艺术节”演出，影响颇大。该剧是一出既富传统底色，又具现代点染的佳剧。

　　著名京剧导演阿甲认为，京剧演员的上下场是京剧最重要的艺术特征之一。《韩玉娘》中人物上下场定场诗、上场时的念对、打引子、数板、自报家门的念白，上场前的闷帘叫板、痰嗽，上下场剧情提示性的演唱等的运用，符合传统京剧的规律，遵循传统京剧的范式，让人有欣赏原汁原味的古典京剧的感受。第一场，韩玉娘出场的四句西皮散板，借鉴了传统京剧《女起解》苏三出场时的二黄散板，这种借鉴不是浅层表面的结构、文辞模仿，而是有深层的内在考量，即韩玉娘和苏三悲剧艺术形象的贴合、古代女性性格的联通共鸣与即时此境中角色的情感态度、戏剧行动的一致性。所以，这种借鉴顺恰自然而不露痕迹，同时使得受众不知不觉就进入到了熟悉且纯正的京剧审美氛围中。

　　第一场中，韩玉娘出场后向和氏叙述其与丈夫的遭际，和氏以念白问而韩玉娘以演唱答。这种夹唱夹念问答式的戏剧情节推展和人物关系安排，是京剧艺术百试不爽的结构方法，达到了引观众入戏剧胜景的效果。韩玉娘的这段唱由西皮二六转原板再转流水，京剧板式随人物言语递进推展，西皮散板中最后落在一个大哭头上，成为这一情节段落的戏剧顶点，同时，也使受众审美心理达至一种破堤式的情绪纾解。

　　在改编创作中，韩玉娘与李氏的关系使用了传统戏曲特别是传统京剧中“干父干女、义母义女”的原型性情节设置。此种人物关系有生活逻辑的合理性和在立意上的积极意义：一方面表现出底层劳动人民的善良本性和帮扶相依的美德，另一方面则凸显出中华民族重孝道的伦理理念。

　　《韩玉娘》第五场几乎完整保留了《生死恨》剧中“机房夜织”一折。“机房夜织”一折中二黄导板、散板、回龙、慢板、原板、散板的成套唱腔是极具梅派风格的圭臬之作。但是我们又看到，《韩玉娘》本中对该段有所改动，共改有三处：“又谁知一旦间枉费心肠”改为“又谁知他多猜疑我枉费心肠”，“只落得对孤灯独守空房”改为“只落得病恹恹独守空房”，“恨只恨那程郎把我遗忘”改为“怨只怨那程郎把我遗忘”。改动虽不大，却是妙笔点睛。“一旦间”变为“他多猜疑”，令人费思之虚词变为一听了然之实语，实际是在唱中反复告诉观众韩玉娘落魄颠沛的直接原因是程鹏举的疑心告发，加深强化观众印象，为后面程鹏举的后悔不迭做铺垫。“对孤灯”变为“病恹恹”，指明此时韩玉娘担忧自身的膏肓之体能否支撑到再见程郎之时，意思更进一层，人物真实心境毕现。“恨只恨”变为“怨只怨”就更为准确了，即表现出韩玉娘对程鹏举不是仇恨之情而是妻对夫的埋怨之意。类似之处，还有第六场中对反四平调“夫妻们分别数载”一段的修改。

　　所谓“无丑不成戏”。《韩玉娘》一剧中共五个丑，两主一副，两个龙套，各具味道。尤其“主丑”之一胡为的人物刻画，不但插科打诨，笑料频出，而且极尽针砭时弊之效，可谓把丑这个行当用到了精妙之地。比如，有丑行应工的两个家院背后小声议论公子胡为的“胡为”，幕后即传来胡为之语：“谁这么夸我呢？”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运用反语手法的一句话不但喜感十足，而且人物形象栩栩活现，同时，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和兴奋点，使受众产生对角色即将出场的强烈心理期待。还有出场后胡为的数板和定场诗：“关关雎鸠我胡揪，在河之洲无赖悠，窈窕淑女我全要，君子好逑好好求。”几句话把一个好吃懒做、不学无术的“富二代”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再如胡为介绍自己和他的父亲，是如此言语：“大爷胡为，我爸爸胡搞。”“大爷胡为”有贴签调侃之意，观众心领神会，心中莞尔，表情依旧淡定；“我爸爸胡搞”一言既出，当真是讽刺挖苦，皆成文章。观众无不神经突起，嘴角上扬，绷不住了，每逢此处剧场必有强烈的“笑浪”。“搞”这个字是非常现代的。再如：“老子敢捞，儿子敢花。你说这叫什么？这就叫生态平衡。”每逢此句一出，剧场总会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这种传统京剧语言的现代转译，古典戏曲精髓的当代升华，经典艺术样式的时代观照的编创手法又是《韩玉娘》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