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邻与相悖（漫画）曹 一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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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日—3日，第二次“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在京举行。中国作家铁凝、莫言、刘震云、叶辛、李尧、徐小斌、李洱等与澳大利亚作家J·M·库切、布莱恩·卡斯特罗、尼古拉斯·周思、伊沃·印迪克、大卫·沃克等，在两天时间里，共展开了5场对话，内容涉及“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文学的本土化与世界化”、“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文化包容”、“文学体裁与阅读”等多个文学话题。在讨论与交流中，两国作家坦诚相见，互相启发，既有思想的共鸣，也有观点的辩论。文化的包容、思想的活跃，成为此次论坛的一大亮点。

　　论坛中有一场对话较为吸引观众的目光，库切与莫言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同台发表演讲并回答听众提问。在谈及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时，两者的观点截然不同。库切表示，诺贝尔文学奖并非就一定公平公正，它常常会考虑一些其他因素。而莫言则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最为注重的，首先是文学标准而非其他。

　　日前，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二次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在京举行。参加人员多是中澳两国的作家、评论家、出版家，且以作家为主。应该说，这次论坛是一场既有共识又不乏碰撞的交流，作家们天马行空的演讲与机智风趣的对答，涉及文学领域里不少热点话题。其中，他们谈到的关于当前文学创作与接受之间的紧张关系，较为引人深思。

　　作家为了谁而创作

　　如果你问读者为什么读书，一千个读者可能会有一千个回答，但是当你问作家们为什么创作，一千个作家恐怕会给出同一个回答。此次会上，中澳两国的作家们，但凡发言中涉及这个话题，几乎无一例外地表明：只为了自己的内心而创作，不会去管读者喜欢什么。

　　刚刚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在他的会议发言中明白无误地表示：“我认为文学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是人类追求光明、惧怕黑暗的本性使然，是人类认识自我、表现自我的愿望使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的发展、繁荣，与文学奖没有任何关系，而要想写出好作品，首先就应该把文学奖忘掉。”他希望自己能尽快摆脱尘俗纷扰，回到书桌之前，“不考虑文学奖评委，不考虑翻译家，不考虑读者”地创作新作品。

　　在被问及如果读者不喜欢自己的作品该怎么办时，中国作家徐小斌与澳大利亚作家卡斯特罗的回答如出一辙。徐小斌说：“我不会去考虑读者，因为考虑读者会让我不知如何下笔。”卡斯特罗则回答得更为坚定，他说：“我觉得完全无需对读者负责。审美的小说应用一种审美的心态来阅读，可是现在的人们都很不耐烦。”

　　也许，他们看重的是自己内心的感觉，是“我手写我心”、不为外物拘牵的境界。所以他们不考虑文学奖评委，不考虑翻译家，也不考虑读者。创作的作品，“读者爱读便读，不爱读便罢了”。这样坚定的表白，在这个存在着太多为迎合市场而创作的时代，初听上去让人为之振奋，但仔细一想却又生出忧虑。有听众就问：“你们在写作中是否还会考虑到作为一个作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卡斯特罗回答说：“我觉得作家可以做的非常有限。作为老师也许可以，但作为作家不该说的太多。”

　　这位提问者的意思，大概是曾被认为是社会的良心的作家们，是否该在文学中承担起更多的东西。而作家的回答则似乎是，现在的读者太讨厌意义一类的东西了，那就让老师们去干这些事吧，作家把小说写好就足够了。

　　有多少人在阅读文学

　　虽然在创作时作家们尽可唯我独尊，但书一旦写了出来，他们又不得不看一看读者的脸色，因为，作家也要吃饭。即便没有生计困扰，大多数作家还是会在意自己的作品究竟能产生多大的社会反响。这也是人之常情，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家后续的创作热情。只是，这多少与“不考虑读者”的声明有些抵牾。

　　当稍微留意一下读者的反应时，大家又发觉，文学作品的阅读情况实在很不乐观，即便是一些享有大名的作家，其作品的印数也呈下降趋势。老作家叶辛在发言中坦称，前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长篇小说《客过亭》，当时该出版社的编辑专程跑到上海去找他，就为了商讨印数。一番长谈之后，定下来印3万册。叶辛心里不大乐意，相对于他以往作品的印数，3万册实在太少了。可是编辑很无奈地告诉他，现在的小说能印1万册就算了不起了，3万册很不错了！

　　后来叶辛就此事询问过出版界的有关领导，得到的回答是，那位编辑说得没错，文学作品的现状就是这样，小说也许还算好的。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不管1万册还是3万册，又何异于九牛一毛？文学作品的境遇由此推而可知。所以，叶辛感慨说：“现在的阅读形势对当代作家恐怕都构成了挑战。在这个时代，读者要读完一本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他真得下很大决心才能办到。”

　　比起作家来，出版家们更敏感于作品的销量问题。澳大利亚出版家印迪克介绍，当前的文学出版正面临一场危机：读者的不断消逝。在他的初步统计里，澳大利亚街上每100万人当中，至多有40多人阅读诗歌，有80多人阅读散文。所以作为一个文学出版人，他感觉在澳大利亚“特别的孤独”。

　　“书也不是没人看，但多半都是烹调、求职一类的图书。”印迪克说，“在纯粹的文学作品里，人们也只喜欢那些轻松的、消遣的、休闲式的作品。至于那些对读者的阅读有一定挑战、思想性较强的文学作品，则几乎是出版的灾难。”

　　找回一些失落的传统

　　一位中国作家在会上谈到，就在并不遥远的上世纪80年代，文学作品还是大众的宠儿。一本小说甫一出版，便被人们争相阅读。在大学校园里，学生与老师夜以继日讨论文学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可这一切到了今天却似乎悄悄改变，出版商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衡量着小说的印数，要不然他就得直面存货与亏损。

　　这位作家没有谈到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那就是现在社会上各类人群都已经不再对文学葆有那份珍贵的热情。读者们在文化样式极大丰富的背景下，开始疏离文学，在习惯于解构一切、娱乐一切的文化环境里，开始厌恶讨论意义。而作家当中，不少人也失去了曾经昂首天外的雄心与志气，在这种变化中碌碌无为。他们有的跳进潮流中随波逐流，有的则声称只为了自己的内心而写作，不用管读者怎么想。

　　如果一边是创作不用考虑读者，另一边是读者不来阅读作品，这将是一个多么尴尬的局面？这样的局面究竟缘何而生？当有作家抱怨“今天的读者大多喜欢简单直接的东西，曾经存在于文学中的那种人性的叩问、心灵的自省、思考的苦痛、意义的承担，都被无情地解构了，文学的内省性因此也大为减少”时，马上就有听众提出质疑：文学阅读的减少、文学内省性的淡化，只有外部的原因吗？作家自身是否也该承担一些责任？

　　在会上，作家李洱谈到了中国作家的一个转变，他的话对我们或有启迪。上世纪80年代，作家们关注的是文学的“现代性”，他们积极地向世界文学吸取营养。而到了今天，他们越来越重视文学的“本土性”，重视中国文学的固有传统，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里寻找文学资源。

　　这个被重新发现的中国文学传统，就包括了重要的一条：文以载道。中国古有“三不朽”，“立言”是其中之一。立言便是学问文章要有益于世，引导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作家群体，一直都是立言的重要人选。这个群体如果都宣称对读者没有责任了，恐怕会令人心生忧虑。也许有一天，当消解一切意义的潮流退却之后，人们会重新看明白，教化也是文学的一个基本功能，而作家写小说并非仅仅自娱自乐那么简单。

　　《红楼梦》里开篇就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作者那种寻觅读者中之“知音”的意味呼之欲出。《三国演义》也很注重读者反应，比如它写道：“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若读到古人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便是在面对心中的读者说话。散文家朱自清也说：“写作练习可以没有教师，可不能没有假想的读者。”……如此种种，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作家在动笔之时，心中本是要对读者有个明确考虑的：这部作品写给谁看，他们会不会看，这部作品要发挥什么作用，能不能发挥作用——我们本来有这样的传统，可惜现在有点不知所踪。套用鲁迅先生一句话说：地上本来有条路，走的人少了，也便渐渐荒草掩埋，失却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