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失而求诸野，文化不仅存在于引领风尚的繁华都市，也蕴藏在星落九州的无尽乡村。乡村是文化的源头，从陶渊明而下历代中国文人所营建的田园意境、桃花源景，共同构筑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独特的“中国梦”。今天，我们建设美丽中国，不可能离开美丽乡村的建设。今年全国两会，关于农村文化建设成为关注热点。全国政协委员潘鲁生结合多年来的一线调研，提出“关于加强农村文化生态建设的提案”，呼吁充分认识农村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改变一段时期以来用城市文化改造农村文化、“送文化下乡”的单一模式，从农村特色文化资源、农村文化主体本身出发，重建一种乡土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建设当代田园生活；全国政协委员何香久、言恭达、濮存昕指出要培育农村文化市场，乡镇政府要实现由“办文化”为主到“管文化”为主的角色转变，为社会力量进入公共文化领域留出空间；全国政协委员侯露关注乡村生态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何星亮提出城镇建设应当注重差异化和多样化。 ——编 者
田园风光在村落
□ 潘鲁生（全国政协委员）
流失了的乡村
农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母体，农村文化是中国社会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文化生态不仅关系到6.5亿农村人口的精神生态、道德素养和文化素质，影响地域意义上达城市建成区面积320倍的广大农村的发展动力，而且保存着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基因，是民族文化的根脉。作为历史积淀的母体文化，如果农村文化生态得不到有效保护，所谓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引起重视。
一段时期以来，农村承载的传统文化资源流失严重。包括传统村落空间、民俗民艺样式、文化传承人以及可发展生产的文化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文化资源流失加剧。从文化空间上看，承载丰厚文化生态的传统村落急剧消失，截至2011年，有65万余村级组织，仅存传统村落2000至3000个，比例为二百分之一甚至三百分之一。从民间文艺样式看，以农村为母体的民间文艺资源流失加剧。据统计，从上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初，在我国764个传统工艺美术品种中，52.49％的品种陷入濒危状态，甚至已经停产。从文化传承人的角度看，在大量农村青壮年离乡背土涌向城市的同时，生长在乡土之中、与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民俗民艺面临后继无人、人亡艺绝的危机。据统计，1979年至2006年，我国共评出365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目前已有1/5去世。在现有的3025名高级工艺美术师中，仍从事传统手工艺的仅有20%。目前每年加入到传统手工艺领域的青年数量不足1％。从传统文化资源的生产开发看，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得不到有效转化，农村手工艺生产贴牌、代工现象普遍，手艺农户利益得不到保障，一些传统技艺和文化在来样加工、订单生产过程中丧失知识产权，且被异化，甚至消失遗忘。同时，民俗民艺项目活动得不到有效文化传承，在盲目的市场开发中，被异化，丧失原有的文化意味和认同感、凝聚力，甚至遭到消解和破坏。
究其原因，虽然农村文化本身是历史传承和时代发展的产物，在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然受到相应冲击和影响，不断发展和变化，但数千年积累传承的传统文化资源以不同形式加速流失，也与我们对农村文化的价值认识不足，对农村文化生态的保护意识淡薄，以及长期以来在政策上强调“文化下乡”，较为片面地以城市同化农村文化，在文化投入上注重广播电视等现代文化建设投入，对农村传统文化保护投入不足等有着密切关系，忽视了民间文化自身的价值。这一点，在我国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们认为传统村落是指有鲜明地域性、代表性，历史发展周期长，文化形态相对完善，富有独特文化个性的较完整的古村落。文化保护意义上的传统村落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空间，它包含村民、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个主要因素。传统村落的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指村落选址、村落营造、民居、宗祠、厅堂、庙宇、戏台、书院、作坊、店铺等。传统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指民间生产方式、民间生活方式、宗族礼制、民间信仰、民风民俗、民间教育、民间游艺等。概括地说，保护传统村落就是保护中国传统民间文化，因为传统村落是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因而传统村落是民族文化的源头与根基。传统村落的原住村民及其先人是村落及其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他们不断丰富着村落的文化形态，日趋完善。
吸引力何在？
今天，我国传统村落保护面临着诸多难题，其中最大的难题，也是保护工作所要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具体说就是如何协调农村传统文化保护与农村社会发展现实之间的矛盾。近年来，传统村落遭受破坏的主要原因来自三个方面：一、随着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原有生活方式已无法满足人们新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在缺乏统一规划的前提下，农民开始拆老宅、建新房、修水泥路、毁古街，传统村落遭到毁灭性打击。二、某些地方政府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的理解出现偏差，将新农村建设简单理解为工程建设，以行政手段大拆大建，强迫农民离弃村落，搬进楼房社区，致使大量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废弃消亡。三、由资本牵制下的商业性过度旅游开发，随意改造、拆建，也对传统村落造成巨大破坏。这三方面原因均由于农民追求现代生活的合理诉求未得到正确引导而引发对传统村落的毁坏。
由于历史性原因，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在我国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解决是统筹城乡发展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是推进农村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服务功能薄弱、人居环境恶劣、文化建设缺位已成为制约农村大力发展的瓶颈，这样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很难从根本上留住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新一代农民，更无力吸引城市高端人才进驻，全面投入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纵观中国传统村落如安徽的宏村、西递，山西的王家大院、乔家大院，浙江的俞源，江西的汪口，福建的田螺坑，无一不是农耕时期理想的聚落空间，它们与山水相融，与天地相合，村中置祠堂、庙宇、楼阁、店铺，古树林立，书院闻声，这种田园牧歌般的诗意栖居才能孕育出中华民族独有的耕读传家、礼乐立世的古老文明。积极推进农村基本设施及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传统村落保护的基本前提，让传统村落重新恢复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不仅能将农民留在家乡，续接传统民间文化、村落文化的文脉，引导村民继续建设自己的家乡，使传统村落在原有生态文化的根基上重新生长，还能吸引社会各界精英重新选择乡村生活，回归田园风光。这无论是对传统村落的进一步保护与发展，还是对农村的深度建设都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尝试。
就此，建议发展农村文化产业。以农民为创作和生产主体，发挥农村特色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农村手工艺、乡村旅游、地方土特产等农村文化产业。出台《国家中长期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设立相应组织机构统筹管理，将财政支农资金增量重点向农村文化产业方面适当倾斜，加快制定相关农村文化产业技术标准和生产规范，健全相关产权交易与融资平台，加强商标注册与保护，开展“国家农村手艺产业示范基地”建设试点，实施“农村手艺进城市”计划，形成“文化支农，文化惠农，文化富农”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建议设立农村传统文化发展资助项目。改变以往重广播电视等现代化文化建设投入的格局，加大特色文化、传统文化扶持和投入力度。尤其要注意填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农村日常生产生活之间的空档，关注尚未纳入“非遗”范围的普通文化习俗、活动或技艺，对相关民俗民艺等传统文化活动、传承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给予资助，鼓励和支持富有特色、具有历史传承内涵的农村文化活动。如对农村“手艺大师”、“农民手工艺合作社”以及历史性特色化民艺民俗活动给予资金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何香久、言恭达、濮存昕热议农村文化建设——
农民们渴望享受文化发展繁荣的红利
□ 中国艺术报记者 李 博
“很多农家书屋都没有足够的藏书，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书屋的工作人员会去隔壁村借一批书过来充数，等到隔壁村的书屋临检时，他们再‘投桃报李’地把自己的书借过去，这样大家就都能够‘达标’了。”全国政协委员、沧州市文联名誉主席何香久在谈到农村文化建设时，道出了这样一种自己亲眼所见的怪现象。
长期扎根于基层的何香久，最熟悉的就是农民。来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之前，很多熟识的老乡都找到他，希望他能将来自民间的想法带到政协会议上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我们的城市文化建设异常繁荣，一座座光鲜气派的影院、剧场拔地而起，一些演艺文化区也逐渐形成集群，但我们的农村文化建设却常常被公众所忽视。事实上，农民们很渴望享受文化发展繁荣所带来的‘红利’。”何香久表示。
“农村文化在硬件和软件上都存在问题，建设的盲区非常多。”何香久举例说道，“很多乡村里看不到哪怕是一张薄薄的报纸，遑论其他文化艺术形式，这让农村封建迷信和赌博风气产生了死灰复燃的趋势，甚至一些邪教组织也盯上了广大农民，希望把农村作为自己发展的‘据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协副主席言恭达高度认同何香久的观点。在他看来，一些乡镇政府没能实现由“办文化”为主到“管文化”为主的角色转变，是导致农村文化建设发展迟缓的主要原因：“政府过多地直接办文化，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其结果是政府财政投入的增加远远满足不了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的多样化需求，与此同时也不利于建立市场运作的机制，成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体制瓶颈。”
言恭达以具体的事例阐释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总是说要培育农村的演出市场，但事实上，大量城市演出团体下乡演出，并不见得就有利于农村市场的培育，农村演出市场主要还是要依靠本地的演出团体来支撑。”言恭达表示，“现在各级乡镇政府都有一笔文化资金，他们养活的一些农村演出团体拿着旱涝保收的工资，很多都对创作并不用心。其结果就是，农村演出团体的创作水准停滞不前，甚至越来越低，而看过城市高水平团体演出的农民，肯定不愿意再去观看那些低水平的节目，长此以往，必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而更为重要的是，乡镇政府习惯了为文艺演出买单，会让农民们养成免费观看演出的习惯。“从短期看，这种方式的确能大大丰富农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但从长远看，这并不利于培养农民的文化消费意识。”言恭达说，“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还是需要各基层政府为社会力量进入公共文化领域留出空间，文化管理部门应从繁琐的具体操办文化事务中解脱出来，着力建立文化管理体制，利用社会力量的市场化运作理顺供求关系，引入公平竞争机制，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主体、提供方式、文化产品的多样化，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协力发展的新格局，从而提高公共文化的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
在具体操作方式上，言恭达提出了如下建议：“例如，对基层政府主办的公益性文化活动，如大型文化节庆、电影下乡、社区文化活动等，可以通过招标采购、项目外包、授权、补贴等方式，委托社会机构承办。各地每年可把拟委托承办的文化活动项目公布，公开征集承办单位申报，通过资格认定和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机制，选定承办机构，并规范跟踪管理，逐步加大委托社会承办的范围，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同时，还要加强对民间非营利文化机构、文化协会以及文化中介等组织的培育和扶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剧协副主席濮存昕也对农村文化建设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深有感触。“我们北京人艺每次下基层演出，都会受到老乡们的热烈欢迎。我总是在想，如果老乡们能像喜欢北京人艺一样喜欢本地剧团，那么中国农村文化将会变得多么繁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濮存昕表示，“我认为，基层政府的文化资金不仅要花在邀请城市文艺团体演出上，更要花在培育农村市场上。富有本地特色的文艺演出发展繁荣，对于地方文化的建设其实具有更长远的意义。”
为了我们身边的小河
□ 侯 露（全国政协委员）
美丽乡村，首先是生态要美。如果仅仅是有钱，生态不好，山上的树被砍光、河里的水受污染，都不能算是美丽乡村。其次，美丽乡村的文明程度应该非常高。安徽宏村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大家都觉得非常美。这种美不完全是自然美，更多的是人工美。五六百年前，宏村人的祖先就在那里辛勤劳作，建成了“牛形”古村：有牛首、牛角，引清泉入村为牛肠，流入月塘被称为牛胃，出村入南湖被称为牛肚。宏村的人工美包含着我们祖先的智慧，是对水循环的巧妙利用。那时并没有强制的行政命令，村民自治、自觉的能力很强。宏村人直到现在还延续着几百年来前人的智慧。当地人天亮时取喝的水，十点左右取淘米、洗菜的水，下午洗衣服，科学用水，节约而环保。这个文明不是被别人强加给的，而是全体村民自觉地维护与创造。虽然村子里不可能家家有钱户户富足，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共同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好、维护好。这是最朴素、最美的“中国梦”。文明程度低，天天吵架是不可能和谐的。我很欣赏年轻人说的一句话：我的生活我做主，我的青春我做主。那么我们的家园也应该由我们每一个人来维护与建设，为了我们自己身边的小河，为了大家同有的蓝天。
（中国艺术报记者金涛采访整理）
城镇化不是要消灭美丽乡村
□ 何星亮（全国政协委员）
近五六十年来，西方国家吸取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环境污染的教训，实施国家乡村化或城镇田园化战略。在美国，除了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等大城市之外，其他城市完全是一派乡村景象，看不到北京、上海、香港一排排鳞次栉比的大楼。有的学者说，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像是一个偌大的农村，看不到太多的工厂，日常用品和轻工业产品大多来自中国。真正美国产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多半是技术含量高、有专利、在世界市场上占据着较大优势的工业和科技产品。欧洲国家也一样，中小城市大多是田园化的城镇。中国生产、欧美国家消费，是近几十年来“全球化”最主要的成果之一。因此，我们在设计城镇化的同时，也要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城镇田园化经验，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城镇化带来的后遗症，避免“把污染留给自己，把享受送到国外”的不良后果。
古代中国十分重视城镇建设，具有古老而辉煌的建筑文明，在世界建筑史上自成系统，独树一帜，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城镇建设均注重城镇空间布局，讲究左右对称。重视整体规划，强化功能分区。根据礼制规定不同等级城市的规模，根据土地的差异和人口的密度，确定城镇的密度。造型上讲究平和自然的美学原则，重在意境的创造，体现理想美的寄托。从宏观的规划到单体建筑的装修、装饰，都可看到对理想美的追求。然而，近20年来，一些中小城市仿照人民大会堂建办公大楼，占用大片土地仿天安门建大广场，大而无当。因此，城镇化建设应充分借鉴历史上的建筑文明精华，古为今用，使新建的每一幢建筑既是生活、工作的场所，同时也是一种可供人观赏的艺术品，给人以美的享受。
中国自古以文明立国，十分注重文运和文风，许多城市都有文庙、文昌塔或文昌庙等建筑。祭孔和祭文昌神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信仰，祭孔属儒家或儒教，而祭祀文昌神则属于道教。在古代中国，祭孔和祭文昌神风气较浓的地方，往往文运昌隆、文风鼎盛。当代的城镇建设，除了重视现代的文化馆、图书馆等文化设施之外，还应适当建孔庙、文昌塔、文昌庙或文昌殿，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同时也可以弘扬儒教和道教，使人们的宗教热情由外来宗教（如基督教）转移到本土宗教中。
中国文化崇尚自然，崇尚“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大多数古城都与当地的山水融为一体。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应根据当地自然环境，科学规划，精心设计，各种建筑必须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相协调。不能抄图纸、搬样板，大兴土木，开山炸石，人造平原。城镇化不是要消灭美丽乡村，更不是要消灭美丽自然。应因境而成，而非毁境而就。各地的山水地貌不同，城镇建设必须因山就势，建筑和谐于自然，与山水、花木等有机地融为一体，使建筑美与自然美协调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城市建设不考虑当地文化特色，中小城市模仿大城市，大城市模仿国外城市，相互“克隆”现象较普遍，造成各地城镇“同质化”现象严重。中国各地文化多样，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传统古城大多体现当地文化特色，建筑风格各不相同。由于所处的地形地貌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在历史上不同时期诞生的城镇也不一样。例如，北京和南京不一样，上海和西安不一样，苏州与开封不一样。各地的乡村文明是中国文化之源，中华文明之根。乡村新城镇的建设，必须与当地文化相协调，把当地的历史、人文、宗教和民俗体现在城镇建筑上。
当前城镇建设中，“千城一面，万屋一貌”现象较普遍。各地城镇的人文景观、城市布局大同小异，很少见到个性分明的建筑。今后城镇建设应当注重差异化和多样化。所谓差异化即“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使每一个城镇都有自己的特色。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一样，单一性导致脆弱性，多样性产生稳定性。单一性导致极端性，多样性产生包容性。正是因为文化的多样性，使人类能够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使各自的文化能够保持活力。离开了多样性，人类将面对一个思想日益枯竭、创意日益平庸、生活日益单调的世界。因此，城镇建设应努力体现鲜明个性，使每座城市具有独一无二的风格。城镇建设的差异化与多样化，一是可以保护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二是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人们旅游的目的，既希望欣赏风光之美、山水之秀，也希望欣赏各地独特的人文风情。每一个旅游者都希望到与自己家乡文化不同的地区去旅游，都希望居住具有地方特色的宾馆，品尝风味不同的佳肴。文化相似，旅游的价值和意义也就会大大减弱。
龙脊仙境 许丽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