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关于水和少年派

□ 罗杰·约瑟夫·伊伯特/文 张妍芳/编译

　　由李安执导的3D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正在全球热映，近日他接受了美国著名记者、影评人、剧作家罗杰·约瑟夫·伊伯特的访问，讲述有关电影拍摄中的种种细节以及他多年来的创作之路。

　　我对李安说：“这是我所见过3D运用得最好的一次。”我的确这么认为。他基于扬·马特尔小说改编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一部惊世之作，特别是作品没有为了追求视觉效果使用3D，而是利用3D将故事框定起来以保持其整体性。比方说，有些镜头的视角是自海面以下向上望着小船以及小船上方的天空，海的表面似乎是隔在水与空气间的一层看不见的薄膜。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

　　他告诉我：“实际上，几年之前我还认为，这是一部在技术上不可能做到的电影。对于故事本身，电影制作过于昂贵——你得把一本哲学书乔装成一个冒险故事。在《阿凡达》上映的半年前，我想到了3D。我想，水——透明、光线反射，以3D的方式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可能会创造出一种新的观影体验。也许观众或者电影公司愿意敞开一些胸怀，接受一些不同的事物。”了解了剧情的大概后，我去看了这部电影。一个男孩与一只孟加拉虎共济一舟漂流穿过太平洋。坦率地说，这听起来像是一部迪斯尼电影，而电影远非如此。

　　最近在李安到芝加哥后，我对他进行了采访。这之前我们已经认识了很久，而且因为我们共同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而存在一种特别的纽带。谈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他说：“我想使用水，因为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信仰，而水包含着鱼、生命，以及对少年派的种种情感。空气是上帝，是天堂，是灵魂一类的事物，也包括死亡。我相信，被我们称作‘信仰’或‘上帝’的，其实是对于未知事物的向往。因此，电影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提到某个神，我想要讨论的不是宗教，而是抽象意义上的‘上帝’，一种操控你的力量。”在漂流中，少年派经历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生存了下来，并与老虎站在他们所知道的任何一种现实情形之外，形成了一种联系。其中最特别的发展就是：老虎没有咬死男孩，这可不是剧透，因为这意味着太多的故事。不过电影开始不久，有一个马戏团里的场景，展示了野生动物的野性，令人难以忘怀。“你只能这么做，因为大自然不会多愁善感。情感是属于人类的，它是非真实的，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且它是一个陷阱，因为在拍电影的时候，你投射出自己的意愿，很可能是你在多愁善感。老虎是不会回头的，这就是它本来的样子。”

　　这句话会帮助那些将老虎看做朋友的年轻观众。“他们看了太多迪斯尼的电影。在这部电影中，父亲给男孩上了一课，他明确地说——如果你是这么想的，你就会被咬死。生存，尊重大自然，尊重动物，才是你应该做的。不过在结尾处，男孩说道：‘我的父亲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看到了其他的东西。我无法印证，但我看到了，感受到了。’我想，这就是人的情感。在我看来，男孩对老虎的爱是单向的，单相思。”

　　电影中尤为出彩的是，老虎和其他的动物制作得十分逼真。观众们都知道一定是采用了特效，但大家还是忍不住会把它当做真实的老虎。这令我想到在《卧虎藏龙》里，演员轻轻一跃就上了屋顶，并在树梢上持剑对决。当李安告诉我那些都不是特效，而是真人吊威亚时，的确令我目瞪口呆。但他却说：“你知道，光影魔幻特效工业公司的人问我，究竟是怎么拍出这些镜头的，其实这些都是低层次的技术。感觉必须要真实，包括女演员的害怕，都是真实的。模仿真实的东西，表演真实的东西，其实很难。但是对于老虎，我们不能这么做。的确得从真实生活获取参照，不能够仅凭想象。真实发生的事情，真实的元素，需要得到尊重。我想我们尊重老虎就如同我们尊重自然一样重要。”

　　首先，他选取一只老虎做参照点。“电影中有23个真正老虎的镜头，其中有4个镜头取自一只最漂亮的名叫‘国王’的老虎。我想我们不能仅凭想象把老虎做出来，至少现在不能，因为要把它们做得像真的动物，不能让它们带有人类的情感。有些真正的老虎成功地走进了电影，但是动画制作可能要花上3到6个月的时间。任何在我们看来不像真的东西，都得重做，丝毫不能马虎。”

　　他说话时，声音轻柔、谦逊，丝毫没有一些导演那样的故弄玄虚。对于他的电影，他似乎很温和，就像是由爱情催生出来。我对他说：“你从没拍过一部表达愤怒的电影，或者反映丑恶的电影。”这当然包括他的最佳影片《断背山》，在我看来，也包括《绿巨人浩克》。“你看上去非常平和。这可能就是人文精神。”

　　“谢谢你，不过你知道，我喜欢戏剧。在伊利诺伊大学的那几年为我现在做的事情打下了基础。我想我能用电影做的，就是将我的戏剧感受外化、视觉化。一说到戏剧，就会有很多的愤怒和对立，这就是戏剧要讲述的，也是我所要做的事情。我猜因为我的性情，才会表现出这样的平和。”

　　当我问及伊利诺伊大学对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时，他说：“你知道，我受到的教育一直是安分守己，避免冲突。如果出现了大问题，则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就是我成长的东方教育方式。我经历的第一次与西方文化的冲撞，就产生于学习戏剧的过程中。在学校放映部他们选择的所有电影都令我震撼，这些电影充满了冲突，有的还很暴力。西方戏剧旨在将冲突最大化，但这也引发了一场拉锯战。我的东方文化背景会让我重新归于平和，削减冲突。而同时，我又渴望极端——看到事物毁坏、分裂，然后再从这里审视人性，这就是我所着眼的。”

　　“另外，在厄巴纳香槟分校，我开始阅读共产主义方面的书籍，这对我影响很大。还有，我看了很多电影。在台湾时，我是在好莱坞电影和中国电影的伴随下长大的。那时我没有看过多少文艺电影，但是后来我去到各种电影俱乐部，看了所有我在书中读到却无缘得见的伟大作品，每个周末我都要看大概7到10部电影。”

　　“在电影学校，我只是学习怎样拍摄电影。但是真正驱动我的，是戏剧、文化碰撞、自我检视和身份认同。在厄巴纳香槟分校，我非常腼腆、少言；我不说英语，朋友很少，也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各种想法却接踵降临到我的心里，这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倾吐。你知道，我是一个温顺平和的孩子，从来都不是天生逆骨。但是那时我整个人被颠倒了过来，有些东西直到我四五十岁的时候才展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