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张子扬: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总监

　　讨论嘉宾 郑新文：香港教育学院文化与创意艺术系兼任教授     饶曙光：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馆长   潘鲁生：中国民协副主席、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毛俊辉：亚洲演艺研究创办人及总监

　　●张子扬：此次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艺术论坛的主题是交融与发展。各位嘉宾第一次到内地或香港是什么感受？

　　○郑新文：我以个人名义到内地旅行比较早，但第一次在专业方面的交流是在1986年，跟随香港管弦乐团到内地演出，去了北京、上海、杭州。当时北京音乐厅刚开一个月，设施非常好。到了杭州，是在老剧院演出，场地很大，声音效果不错。但因为是冬天，没有制暖系统，我们就自己买了暖炉，提前几天开始烧，最后达到要求的温度。那时候的物理条件远没有今天这么理想。

　　○饶曙光：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内地有很多录像厅，放映的大都是香港电影。我个人在录像厅看了大量香港的电影，包括周润发、周星驰、成龙等主演的电影，通过电影对香港已经有很多了解。第一次来香港是1992年参加香港大学举办的学术交流。当时两个印象特别深：一是香港教授的工资真高，当时接待我们的教授月工资11万港币。我们和香港的学生也做了交流，最突出的感受是，我们对香港电影有很深的了解，但香港学生对于内地电影了解不多。今天的主题是交融与发展，只有更多的交融，才有可能促进两岸四地电影与文化的发展。我希望有更多港澳台的朋友关注内地电影艺术。

　　○潘鲁生：我第一次和香港接触不是本人到了香港，而是作品到了香港。1986年，我的画作《零的突破》有幸到香港展出，反映的是许海峰获奖的情况。之后交流的机会就多了。三年前我再次来到香港，最深的印象是香港的文化艺术，尤其是设计是带有引领性的，很多艺术前沿资讯的发布都在香港，特别是服装、首饰、家用电器等知名品牌的顶级设计公司也在香港，香港不仅仅是金融中心，也是当代艺术、当代设计的传播中心，还是世界艺术交流的三大中心之一，我们对香港的研究还不够。

　　○毛俊辉：2003年时，我是香港话剧团的艺术总监，我们搞了一出原创音乐剧《酸酸甜甜香港地》，由我导演。这个戏演过后非常受欢迎，并被邀请去北京演出。那时话剧团的经费只够在香港演出，因此未能成行。半年后，我们又受中国艺术节邀请到杭州演出，这次我觉得一定要去了。我自己找了私人赞助，不仅赞助资金，而且把戏从杭州带到了上海。这次演出使很多人第一次知道香港还有话剧团，看到了香港的话剧团队与人才，第一次有香港演员拿到了白玉兰奖。这次活动也改变了香港政府的政策，从此对于大大小小的出外演出，有了可以申请的资金。最近这几年，条件更加改善，规模大的团队，已经有了固定的资金进行交流。

　　●张子扬：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交流与融汇，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位都有很多经验，也会有很多纠结、闹心的事情，或者说是交流中的瓶颈，但这个困难必须客服，不然就看不到光明。在这方面，希望大家谈一谈各自的心得与感想。

　　○郑新文：根据香港艺术发展局所做的调研，香港平均每一周有72个演艺活动。现在香港很多场地面临饱和的状态。我所从事的领域是艺术管理，和这些关系密切。另外我本人在内地工作了三年，并在大学里开设了艺术管理方面的课程。但是香港的管理方法放到内地不一定管用。在上海音乐学院，有老师说，我给学生介绍的那套方法，在内地大概是不可行的。但是他们觉得学生还是应该好好学习这套规范的国际化的方法。

　　○饶曙光：内地的电影市场发展非常快，十年前只有十个亿，去年已经达到了130亿，今年能够达到180亿，而香港本土电影票房大约维持在12亿左右。因此现在很多香港电影人都在北上，内地成了香港电影的主要市场。但有一个问题是，香港喜剧片在内地的贺岁片市场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但票房成绩并不理想。很多香港喜剧片在重复上世纪90年代的套路，呈现很强的同质化现象。可不可以回到过去的香港电影？答案是否定的。香港电影北上以后，只能向前看。因为电影和别的艺术不太一样，电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观众决定的，既然现在面对的是内地观众，就要更多地去研究内地的市场，在保持香港电影过去基本优势的基础上，更多去融合内地元素。内地和香港电影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差异化的发展战略。

　　○潘鲁生：在小组讨论时，我们探讨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传统文化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现在少有关注传统文化对当下、未来国家、民族发展到底能产生怎样的作用。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种子丢了，再想拾起来，再想恢复原生态的东西，是很困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吁保护和抢救传统文化，但现在逐渐认识到，如何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财富同样重要。十八大报告里首次提出文化就是生产力。为啥？因为文化是种子，关乎社会发展。我认为两岸四地的文艺家要做一次倡议，倡议保护共有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家园。

　　○毛俊辉：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服务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服务不是片面地逗逗观众开心。当年，香港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并被邀请到上海、北京演出。但这个戏是广东话，没有普通话版本，在上海、北京公演行吗？北京朋友说，我们有信心。结果演出时反响好得不得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文化差异、语言差异，而是我们的戏打动了观众。我们的特色与表演，舞台上的呈现得到了观众的认同。有了这个基础，就能进一步地交流。内地的专家很用心地分析这个戏，还说有些地方要向我们学习，这是很大的鼓励。真正的文化价值在于沟通与彼此欣赏。彼此多些欣赏，多些鼓励，其他都不是大问题。观众是最好的见证，他们的接受与认同给我们最大的能量。

　　●张子扬：四位怎样看待文化的教育及承前启后问题？

　　○郑新文：香港拥有非常优厚的条件与艺术自由，体制上比较规范，近几年，很多内地学生选择到香港学习，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可以作出更大贡献。另外，越来越多内地的艺术作品选择香港作为首演城市，这些合作非常有意义。至于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培养跨文化的艺术管理人才，香港的艺术家可以在这方面作出一点贡献。

　　○饶曙光：美国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将电影的全球化传播作为一个国家战略。现在，美国不仅把大量的电影产品推向全世界，同时把电影的标准也推广到全世界。现在很多年轻人自觉不自觉地就把好莱坞作为电影好坏的评判标准。最近三年，我花大力气把美国主流商业院线上演的电影几乎全看了一遍，我有两个重要感受：美国电影正在重新定义电影的标准，借助资本优势和高科技优势，大幅度提高了电影生产的门槛；美国电影越来越游戏化。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该怎样面对？电影的产业票房是一定的，但它所带来的却是国家形象的传播、关乎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如果中国的电影院每天以两块荧幕的数量增长，如果这些电影院都在放好莱坞电影，会对我们的文化造成怎样的致命伤害？我们必须提高本土电影、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另外，电影产业发展不仅仅是赚钱，更重要的是呵护和滋养一个民族的心灵。电影要有票房指标，同时也应该有文化指标、精神指标，这是电影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我个人对华语电影的发展比较乐观，从全球来讲，有好莱坞和宝莱坞，但是如果能将两岸四地巨大的市场空间、共通的文化底蕴、电影传统、人才优势集聚起来，完全可以创造一个“华莱坞”，一个新的电影中心。

　　○潘鲁生：任何文化艺术的发展都离不开人才，人才需要教育。教育的方式可以是多种的，比如很多普及性的素质教育，包括书法、曲艺等等，就可以探讨不同于一般大学教育的模式。另外艺术教育的专业教育严格来说是精英教育。现在70%的大学设置了与艺术相关的学科，高等院校的艺术教育近15年来迅猛发展，艺术学已经上升为第十三个学科门类。这是很好的基础，使艺术教育有了快速的发展、科学的定位。

　　○毛俊辉：人才最重要的是价值观问题，要培养传统的价值观和创新的价值观，有了传统的基础，才可以创新。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文化创新就是求新，其实并非如此。创新必须植根传统的文化土壤。如果没有优秀的土壤，仅是无根的模仿与随潮流是无法实现文化创新的。有了传统，才可以有更大的视野。我曾在美国发展十几年，和美国同行相比，我感觉自己很幸运，因为我懂的是他们的双倍，既了解西方戏剧，也懂我们中国戏剧。今天是中华文化最好的时候，是我们可以大展身手的时候。

　　（本报记者金涛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