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业会场图说》刊载的南洋劝业会美术馆手绘外景图

　　美术馆与中国近代社会的邂逅，于它初遇的那个颠簸的时代而言，尤其是和政权更迭、战火硝烟的种种状况相比，实在算不上一桩动人心魄的大事；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与美术馆的邂逅，于他们渴求拯救万民之道的心灵而言，却好似在开启民智的艰难途中高高矗立起一座华美的理想丰碑。美术馆在中国走过的路，细探究竟，不过百年，然而中国从漫长的封建历史中踉跄投入现代社会，也不过百年。

　　当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可能性被工业革命开发成现实，东西双方遥遥相望的平衡就被打破了。科技武装起来的西方按捺不住释放能量的冲动，露出了虎视眈眈的凶光……挣扎着的中国封建政府也打算努力医治自己千疮百孔的身体。于是，晚清的政府官员对西方世界经过盲人摸象式的考察之后，各种现代概念便被匆匆引入汉语世界，各种新的旧的物质文明成果也被依葫芦画瓢地实现到中国的土地上——比如“美术馆”。

　　这个事件中的几个关键词是：中国晚清政府、西方的博览会、南洋第一次劝业会、美术馆。这些举措的大意倒是实业兴国，只不过手忙脚乱地张罗了一阵子，却连国内的报纸也抱怨“南洋劝业会”更像是“赛珍会”、“聚宝会”，搜罗了众多产品反倒集中展出了“不实用”的弊端。清政府参与到博览会原是见到欧美国家组织大型活动既扬国威又促生产，就起了效仿之心，可是却只学到了表面文章，只砸钱模仿了华丽的形式。

　　不过我们对历史也不能一味苛求，在“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上，很多来自西方的概念都被“本土化”地“实践”了一番。展览场地上有不少“镶”了中式“花边”的西洋风格建筑，“公园”养着牛羊被演绎成了“公园畜牧场”，但还是像模像样地划分了很多展馆，其中就有“美术馆”。当然，这个“美术馆”更接近一次展览行为，因为它只有展览而没有收藏，只有小洋楼建筑而没有管理制度，但是它让所有进来参观的中国人都感性地认识了“美术馆”这种事物，也比当时社会已有的“雅集”行为和“美术展览会”更为全面甚至现代地诠释了“美术”这个概念，其首创之功是不容抹杀的，但是毕竟这个“美术馆”不是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美术馆。清政府也很快就倒台，“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和其中的“美术馆”便随之颓败了。

　　1911年，到中国拥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美术馆还有十几年的时间。这十几年就像一段酝酿期，条件逐渐成熟起来，各种因素也都在发酵。中国现代美术馆事业起步的重要外围条件，就是现代博物馆事业在中国的真正发展。科技加快发展的19世纪，欧美的博物馆除了具有基本的收藏展示职能，更被界定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教育的重要场所。古代中国并没有这样向公众开放的收藏和展览机构，我们的传统是私人“鉴藏”，这种活动的对象基本限于书画珍玩，活动的主体也只是物品的拥有者及受到邀请的亲朋好友，活动方式主要是“雅集”。普通百姓根本无缘得见那些传说中的宝贝。晚清以来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的热衷和对民主社会的向往，凝聚成了中国博物馆事业最初的灵魂。不过，在这个领域内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还是民国建立之后才迈出的，那就是1912年开始筹备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开了这个头之后，兴建发展现代博物馆成为一种趋势。时至1936年，中国境内公私博物馆已有62处。其中折射出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表达了对大众教育和现代学术研究的热情。

　　怀着对外边世界的好奇和对中国落后现实的不满，更带着救亡与图强的抱负，自晚清开始就屡有中国人走出国门游历和学习，希望为国家和民族寻求到新的希望。有过海外经历的知识分子们带回了各自认为有益于中国的东西。不过他们的想法也有一些共同点：首先，他们都或多或少地表达了对于国民素质低下的忧虑与悲哀；另外一个共同的体验，就是遭遇西方人鄙夷神色时内心泛起的酸楚。所以“开启民智”并且重建文化上的自信，被归结为培养大众民主精神征途之上的两项重要任务。欧洲形形色色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带来了很大冲击，被大家逐渐公认为集收藏、展陈、研究、教育等诸多功能于一身的重要机构。当博物馆事业已经有所进展，蔡元培等学者公开表达了“美育代宗教”的想法，偌大的中国却没有美术馆，便成了不少知识分子心中的一个纠结。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知名艺术家不断地为在中国建设美术馆而奔走呼吁。在民国政府有一定话语权的鲁迅等人，更是为中国的美术馆建设勾勒出了蓝图。

　　但是在中国第一个把美育理想和现代美术馆建设结合在一起并转化成为现实的人，是已经被很多人遗忘、却值得后世敬仰与怀念的美术教育家——严智开。1929年筹备、1930年开幕的天津市立美术馆，是中国首家公立的现代美术馆。严智开拥有留学日本与游学欧洲的见识，以知识分子的胸怀，以中国博物馆界元老的起点，为这个美术馆设计了相当成熟的制度，并切实地为大众组织了非常多精彩的展览。甚至在日军侵华的枪声在天津响起的危难之际，这个美术馆仍然顽强地维持运转，继续收藏、继续研究、继续展览。

　　除了由社会责任感、知识分子的理想生发出来的巨大动力之外，美术馆的出现其实也是呼应了十分具体且现实的社会期待，那就是迅速增加的美术展览活动对策划、组织、设施、场地、制度等保障性条件的迫切需求。在中国古代的美术展览本是比较私密的“雅集”行为，但是受到西方艺术沙龙形式和展览思想的影响，晚清时期演变出了“画会”。其中展出的内容仍以书画作品为主，但是兼具了促进交流和销售等目的。在大致相当的时期，外国人也频频在华组织美术展览，外国艺术家来华办展和由外国人组织的中国美术作品展览都有所增加，影响也不断扩大，而学习美术的留学生逐渐回国，国内美术院校培养的毕业生也一批批进入社会，出于专业交流和职业发展需要，他们纷纷组织各种目的和类型的美术展览。这一大类的美术展览往往更多关注艺术层面的内容。“美术”这个词语内涵比较复杂，这在展览内容上有所体现。了解到博览会的情况之后，晚清不少开明人士都认为“美术”对于工业生产大有帮助，因为他们发现了设计是生产的重要环节。因此，工艺作品和书画作品结合的美术展览也颇为盛行。到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反复强调“美育”对于改造国民的重要作用，以大众教育为主要目的，同时切实促进中国美术人才培养和专业发展的美术展览日渐多了起来。

　　无论因何种缘由兴起的美术展览，在民国初期都汇合进入了积极兴办美术展览的时代潮流。各式美术展览数量和质量的提升，为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活跃的展览也使得美术理论、美术批评、美术展览批评等行为一同活跃起来。有了评论界的参与，一些重大美术展览的长处与短处就更加显露出来。评论界一个重要的声音，就是呼吁相关部门为美术展览提供专业场馆。完善的展览场地与设施，有规律的收藏和研究等等，均直指现代化专业美术馆的建立。所以天津、苏州两所美术馆的创办，绝不是少数人的冲动和一时兴起，而是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建设行为。

　　以天津市立美术馆为代表的地方美术馆日渐成熟，“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业界各方努力之下也获得了成功，这两种合力共同推动了国立美术馆的建设进程。1935年，国民政府正式通过筹建国立美术陈列馆的议案，并很快由一个专门的筹备委员会负责营造事务。这座美术馆的成立和催生了这座美术馆的“全国美术展览会”，都已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艺术领域的重要事件、中国近代美术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然而又是因为战争，这座美术馆很快就黯淡下来。值得欣慰的是它是以一种“形亡而神存”的状态离开众人视线的。因为经历过这样一座大馆的巅峰时期，社会上的其他美术展览也得到了规范，中国的美术展览制度整体上健全起来。另外，在它的“气场”影响之下，不仅提供美术展览场地的单位数量大大超过以往，各地的画廊也开始出现，甚至形成为一种行业。可以说，近代美术馆的发展对中国美术的专业化、大众化、现代化乃至部分美术作品市场化进程，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不少始终热心于美术馆发展的专业人士来到新的城市里，以毕生默默无闻的辛勤工作为后来中国美术馆事业的繁荣，埋下了最初的种子。近百年的经营、数代人的理想，终于在新的时代开花结果。读懂美术馆在中国的发展史才知道，每一朵花的芬芳背后都有抱负不得施展的心酸，所以，感谢这个时代，让我们这些美术馆人不再背负沉重的历史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