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盘点2011年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创作的收获时，注意到这一领域出现了一个新景象，就是修志、修谱现象风行。国家方志办（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自2008年汶川地震后即组织修撰《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共十一卷约1000万字。各省市县近年来亦纷纷组织修撰新省志、市志、县志。这些新修方志打破了“活人不入志”的传统，收录了许多当代名人、英模的传略。许多个人和家庭也开始热衷于编修家谱、族谱，撰写个人生平、家庭叙事。一些出版商看到修谱立传其中的商机，也在助推个人叙事史、家族史之类图书的出版。

　　刘剑波新近出版的长篇纪实《姥娘》正是这样一部家族叙事，可以看成是作者自己的家族史的一个断片。这部纪实运用感情色彩馥郁的文字，娓娓叙述了自己的外祖母（姥娘）孙张氏曲折坎坷、充满不幸却丰富多彩的一生。作品的成功首先表现在刻画和塑造了一个中国传统女性鲜明的形象。这位具有伟大母亲优秀品格的妇女是亿万中国母亲、中国老人的一个缩影和典型代表。她的生平多灾多难，从10岁起裹脚，20岁嫁给了小他5岁的老孙家的孙星垣。以后，老孙家被划成地主，公公和丈夫等亲人被打死、折磨死，姥娘经历了流落四处、乞讨、再嫁等生活，女儿成人嫁娶生育以后，她又从家乡迁徙出去，“背井离乡”随着子女四处漂泊，帮着带了30多年的孩子，抚养大了一个个的第三代人。到她年老了，乃至活到了90多岁，儿女们开始嫌弃她了，姥娘的晚年因此而过得孤寂悲苦，充满不幸，未能享受天伦之乐，甚至长期受到子女们的冷漠和粗暴，也不让她接近重孙等第四代人。姥娘是一位性格倔强、坚韧的女性，拥有着宏大而宽广的胸怀，心里满满地盛着仁爱和温暖。她用自己的生命点亮了家庭及儿女们的人生。她的前半生虽然辛酸苦难，但却是充实的、满足的。她的后半生则充满了不幸和痛苦。这位中国女性命运的实录昭示着一种宿命。她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她的悲剧是由这个“精神生病了”的时代和社会造成的。

　　《姥娘》一书具有鲜明的审父意识。作者本着一种“不为尊者讳”，“不讳善不隐恶”的准则，秉持着史家的“春秋笔法”，对自己的父母、姨母和舅舅们对待姥娘的不尊不孝等种种自私自利的丑行或“恶行”一一如实地“数落”出来，打破了中国传统讲究的“家丑不外扬”的习俗。这的确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魄力。看得出来，作者在写作上是严肃的、认真的，特别注重事件、情节乃至细节的真实可信。这也正是报告文学（纪实作品）的力量所在。作者对父辈们的批评和批判实质上也是对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批评与反思。我们的时代变化得太快了，把我们数千年来视为瑰宝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孝老爱亲、尊长爱幼等全都甩出了人们的伦理道德规范，甩出了我们的生活视野。人人都不以遗弃老人、不尽好赡养义务当作正常之事。这是伴随着这个变化急剧、迅速的时代而出现的新问题，是一种时代病、社会病。作者从父辈们对姥娘的所作所为出发，真正要反思的是这个时代和社会所存在的某种道德危机或困境。道德的危机实质上是文化的危机。我们对于传统文化漠视和忽视得实在是太久太久了。传统优秀文化的遗弃，必然造成传统美德的沦陷。作者刘剑波对于社会现实问题无疑是敏感的、清醒的。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批评父辈，同时也深入挖掘自己不无丑陋的内心，展开深刻的自省与自我反思，对自己过去有时对待姥娘不恭不敬不孝的言行进行了真诚的忏悔。从这个层面上说，《姥娘》是一部忏悔书，既有为父辈的行为忏悔，也有替自己的过错寻求救赎的意味。这种弥足珍贵的忏悔精神是我们这个“道德生病了”的时代所迫切需要和应该力倡的。只有懂得检讨父辈及自身的过去，善于反思与自省的民族才会拥有远大的前程。

　　《姥娘》的叙事特点是运用了个性化强烈的主观抒情叙事。采取的是作者第一人称叙述。作者不仅进入叙事，充当叙述者，追忆过去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更以一个重要人物和角色进入到文本中，推动人物命运的发展。叙事者的情感饱满而且复杂，既有对姥娘满腔的热爱，也有对父辈及自身无休止的懊恼与悔恨。叙述主人公的情感生动可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