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我接手电视剧《焦裕禄》剧本创作这个任务时，心里十分忐忑。因为焦裕禄的形象在上世纪60年代初是县委书记的榜样，到上世纪90年代初又有电影《焦裕禄》，焦裕禄这个人物形象在全国的观众心中已经定了型，甚至定了性。因此，如何写出新意是有很大难度的。时代发展了，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不太容易把握。当年焦书记下乡的时候骑自行车，住牲口棚，见了农民喊爹喊娘，要来百家干粮，脱光膀子跟大家一块劳动，身上的汗比群众的还要多。对现在的领导干部能不能这样要求，如何写好这个形象，挖掘焦裕禄精神的时代意义，这是我首要考虑到的问题。焦裕禄不仅是人民公仆的一个榜样，更是一种精神的承载，我写焦裕禄只是想把一个真实的公仆形象和他的成长展示给世人。

　　我认为焦裕禄不是一个贴了标签的人，他的青少年时代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经历，焦裕禄不仅仅是一个亲民和朴实的干部形象，而且是受过传统教育，进过大学校门，又经过大工业锻炼的有学养有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他上过哈工大，然后在洛阳矿山机器厂里工作了九年。焦裕禄又是很有艺术气质的人，他上小学就是乐队成员，二胡拉得尤其好。他在工业战线上去大连实习的时候，在大连实习舞会上是白马王子，歌唱得很好，文章写得也好，他靠稿费给自己买了一身非常好的衣服，靠稿费可以带一家人去吃海鲜。

　　很多朋友对我说焦裕禄在兰考工作一年半的时间，这一年半时间能写出多少戏份，我一开始也有这种担心。到了兰考以后我从县档案馆把焦裕禄工作第一天到去世那天的档案调出来，共470多天，看完以后我泪流满面，这470多天每天都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发生，每一天焦裕禄都是在奔波、劳碌、纠结、焦灼的过程中度过，可以说兰考是他生命的华彩乐章。他全身心投入到认定的事业中，结合身体的能量和灵魂的热度冲向一道道障碍，那坚定的信念和强悍的力量，让人摆脱了精神上的痛苦，从而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他蓬勃的生命姿态给了我们一种提示，也让我们为生命意义进行追寻与思索。

　　我在采访过程中有很多人问，焦裕禄离开我们40多年了，焦裕禄精神现在是不是有点过时？我这样回答，中华人文精神只要不过时，焦裕禄的精神便永远不过时。因为我认为焦裕禄身上所体现的“天下为公”的奉献精神，厚德载物的人格精神，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克勤克俭的艰苦奋斗精神，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尽管现在是一个张扬个性、尊重个人利益诉求的时代，但是焦裕禄精神并没有与这个时代冲突，相反我们更需要这种精神。我认为焦裕禄精神集中体现着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焦裕禄的形象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削减其作为榜样的力量。

　　再三思虑之后我承接了这个选题，因为焦裕禄一直是我心中高山仰止的人物，这之后我沿着焦裕禄工作生活的足迹开始了深入生活。我用了四个多月时间四下兰考，焦裕禄工作过的洛阳矿山机器厂，他当过县委副书记的县，他的故乡山东淄博市和求学过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我都走了一圈，采访了焦裕禄的乡亲、战友、同事、领导，有120多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焦裕禄虽然离开我们48年了，快半个世纪了，但是人们一提起焦裕禄来，那种心情还是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刚到兰考时，当地宣传部的同志带我到焦裕禄墓献花圈，我看到他陵墓前摆的贡品都是新鲜的，老百姓蒸的馒头、香蕉和苹果都是刚摆上去，我问他今天是什么日子，兰考的同志告诉我焦裕禄同志墓前每天都有人来祭扫，你任何时候来看到的都是新鲜的祭品，当地的农民有了高兴事来和焦书记说一说，有了烦心的事来焦裕禄墓前哭一哭，他们把焦裕禄当成自己的亲人。

　　人们对焦裕禄的怀念给了我很大的震动，焦裕禄以后兰考的县委书记换了好几任，他们坚定不移地按照焦裕禄的道路走。我采访的时候，他们的县委书记说在这当书记很不容易，因为老百姓心中有一面镜子，我们作为干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面镜子，这个镜子就是焦裕禄精神。

　　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焦裕禄的呼唤，从刚才举的例子中，人们对焦裕禄的呼唤，我能体会到这一点。电视剧中的焦裕禄不单单是一个艺术形象，更是一种精神的承载。焦裕禄的故事不容刻意去设计，也更不能戏说。我试图把《焦裕禄》的剧本写成一部男人书，展现一个传奇的焦裕禄，一个坚韧的焦裕禄，一个真实的焦裕禄，一个成长的焦裕禄，因为他的精神现在还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从这个层面来说焦裕禄还在成长。这几点构成这部电视剧最基本的层次。

　　无论是导演、主要演员，还是剧组人员，大家都发扬了不畏艰难、团结协作的精神，用焦裕禄的精神拍《焦裕禄》。导演李文岐说，这是拍咱“爹”的作品，一定要拍好，这是一部大孝之作。正是由于这种颇具担当的使命意识，才有了这样一部呈现给全国观众的作品。

　　（本报记者张成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