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基础理论研究面对的不是思想和资源的贫乏，而是方法和意义的泡沫化和过剩问题。

　　如果说历史性意味着基本理论研究的境界和格局的话，那么当代性则代表着基本理论研究的高度。

　　在文学研究中，基本理论研究是基础，在它之上建立起了关于文学的知识体系、理解文学的思维方式和评价文学的价值规范，换言之，它涉及所有关于文学的观念、理解、判断、评价以及文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成熟也是文学学科发展的基点和成熟的标志。但是，当下的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却相对比较薄弱，因而也就导致一方面是在文学研究中，很多研究主体理论素养有所欠缺，对基本理论关注程度不够，甚至是刻意回避；一方面是很多人的文学观念陷入了重重误区，在文学的理解上和具体的文学批评中，很多时候要么将文学“神圣化”，要么将文学“庸俗化”，对于文学的功能、价值和意义，要么是“泛化”，要么是“窄化”。这些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比如，文学理论自身的学院化、体制化，“文化工业”的兴起，“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消费意识”的膨胀以及传统与现代的断裂等等。很多学者在张扬文化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同时，却又陷入了理论虚无主义之中，文学理论成为“语言的游戏”和“能指的滑动”，而不再关注价值和意义的生成，不再关注具体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活动，更不再关注学科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这种理论取向既无视文学理论话语自身的现实性和历史性，也无视文学理论的科学性特质，在不断制造理论热点的哗众取宠中，在向其他学科的“越界”和“逃离”中迷失了自我。文学理论不仅逐渐失去了对现实介入的可能性，也失去了自己开放的话语空间和生存空间。

　　当然，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当代文论的危机，不仅仅是纯粹自身的原因，它折射的其实也是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和文化危机。因此，如何走出这种危机，仅仅将希望寄托在文学理论身上，显然是不现实的。以现代西方文论为例，当哲学被赶下思想的王座后，文学理论试图取代哲学的位置，对终极问题进行发问和解释，但最后却使自己承担了不可承受的重负，直至使自己消弭在无尽的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符号学研究、文化研究、史学研究等不同的“泛文化”研究之中。

　　所以，在不放弃人文追求和人文关怀的前提下，在当代语境之中，在思想史视野之内，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固守学科基础性问题，系统清理理论研究中的伪命题，通过对基本理论问题的反思和批判，不断更新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和判断，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才是真正推动文学基本理论研究不断发展和深入的正道。

　　我认为，要做好基本理论研究，至少应该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一体性”与“多元性”的统一。现代文学理论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和价值取向，所以，文学基础理论研究面对的不是思想和资源的贫乏，而是方法和意义的泡沫化和过剩问题。因而，我们需要一种真正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使我们能够厘清不同理论形态和学说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这就像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里面说过的：“要这样来理解那个理念，使得多种多样的现实，能被引导到这个作为共相的理念层面，并且通过它而被规定，在这个统一性里面被认识。”就这一点而言，面对纷纭复杂、指向不一的各种不同的理论形态和理论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也是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资源和研究方法。

　　其二，“历史性”与“当代性”的统一。文学基本理论研究，借用恩格斯的话说，它是一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恩格斯还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在历史的宏观视野中，学科存在的诸多问题都可以得到清晰的理解和认识。文学理论和其他学科一样，涉及到的是具有历史性的、处于经常变化之中的对象。因此，文学基本理论研究既要正视文学活动的发展，更要面对不断发展的文学理论的历史。理论既要历史化，也要具体化，而不能仅仅停留于抽象的思辨之中。理论话语只有穿梭于历史之中才能获得自己的依据、阐释能力和有效性。与此同时，任何研究都是站在一定时代的语境之内的研究，都面临着自己时代的问题，因而也就具有了不可避免的当代性特征。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说过：“科学只能在一定的理论结构即科学的问题性的场所和视野内提出问题。”文学基本理论研究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同样如此，它也是在“思想中被把握的时代”（黑格尔语）。任何一种文学理论话语都有其具体的、特定时代的历史合理性和明确的理论指向性和针对性。所以，文学基本理论研究，既要有历史的厚重感，在历史的视野内提出问题，同时也要在当代的语境中来回答问题，并努力超越自己的时代。如果说历史性意味着基本理论研究的境界和格局的话，那么当代性则代表着基本理论研究的高度。

　　其三，“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虽然文学基本理论研究需要有历史性的视野，但并不等于这种历史性就是一种历史还原主义或者是理论上的抽象理想化。事实上，“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的”。文学基本理论研究作为一种“思维着的理性”，需要不断地反思作为观念形态而存在的“文学”和作为知识形态而存在的不同的文论话语体系。而为了在最深刻、最科学的层次上把握文学活动和文学观念，并不断深化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与认识，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不同话语体系的理论前提的批判，因为正是它决定了理论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也就是理论的问题结构和知识结构。批判性是理论的鲜活特性，它打破了僵化和教条，是理论创新的动因，并赋予理论研究以生命力。当然，批判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这种批判性和反思性，是在已有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批判和反思，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理论追求，而非空泛的标新立异和哗众取宠的文字游戏。要在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和个人的阐释之间、传统与现代以及东方与西方的文学理论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只有这样，才会不断地更新我们对文学的理解，更新文学理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追求和问题域，文学理论研究才能不断取得进步，并拥有内在的生机与活力。

　　其四，“文学性”与“文化性”的统一。文学基本理论研究虽然重在理论思考，但毕竟要为其研究对象所决定。因而，无论这种研究多么理论化和形而上学化，也要面对它的唯一对象——以文学创作、文学接受和文学传播为内容的文学活动。它既不是要将文学变成某种政治、商业或宗教的意识形态的载体，也不是要将文学变成图解某种社会科学的资料解读档案。它要解决的是诸如文学本体论、文学价值论、文学特征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活动主体论等最基本的理论问题。离开了这些问题，不适当地将文学的概念泛化，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扩大至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或经济学等领域，也就取消了文学基本理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然也取消了文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文学活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又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任何一种文学思潮和文学观念都是时代的精神镜像。离开了大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化观念的影响，抽象地讨论什么是“文学”的问题也是不可想象的。文学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本身对文学活动构成了一种制约性要素，但同时文学又对文化具有一种超越性。所以，文学基本理论研究在坚持文学性研究的前提下，也不能自我封闭，而是要具有某种开放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文学对人的价值、历史和命运进行深入的思考，从而介入历史和现实，使自己真正成为时代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能够积极参与塑造和引导时代的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