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现代化实践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中国在探索一条繁荣和发展的独特道路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人们欣喜地将其称之为“中国经验”。一些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还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表现出他们对中国经验的极大兴趣。毫无疑问，中国经验将为人类文明添加上精彩辉煌的一笔。中国经验也给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最新鲜的、最独特的养分，为作家的突破与创新搭建起一个宽广的平台。当代作家曾经有一段时间主要依赖向西方文学的学习和借鉴来寻求突破，往往是以他者的眼光来处理自己的生活经验，因而缺乏自主性。这种状况自新世纪以来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作家们力图从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中找到自己的叙事，作品中有很强的本土意识，包含着文学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认知，具有较强的现实品格和人文情怀。

作家们力图从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中找到自己的叙事，面对日新月异的生活，作家们有一种热情拥抱现实的冲动

　　格非的《春尽江南》让我们对现实主义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现实主义并不是一面纯粹反映现实图景的镜子，现实主义是作家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因此作家主体是现实主义的灵魂。现实主义必然是作家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把握。

　　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不是削弱了，而是有所发展。面对日新月异的生活，作家们有一种热情拥抱现实的冲动。徐坤创作《八月狂想曲》的过程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遵命文学”的命题，在北京举办奥运前夕，有关部门希望作家能为北京奥运写一部长篇小说。徐坤接受了这一挑战。但她并没有将此当成一个应景的宣传任务，而是作为一次阐释中国经验的机会。她将北京举办奥运置于中国崛起的时代大背景下，“打造青春中国的理念，给青春中国以激情”，塑造了一批年轻的建设者，他们在为奥运建筑新的比赛场馆，同时也是在建设中国的美好未来。事实上，中国变革中的现实正在挑战中国当代文学，现实中不断创造出来的中国经验考验着当代作家的认知能力和叙述能力。不少作家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挑战，他们以文学的方式对中国经验作出了独特的阐释。曹征路的《问苍茫》通过讲述深圳某电子公司的劳资矛盾的故事，鲜明地批判了资本至上、资本崇拜的社会现象，小说不仅告诫人们资本主义美梦做不得，而且也提醒我们要关注那些在中国现实土壤上产生的新的因素，比如民间维权，比如劳动法，等等。小说写到在生产出现困难的时候，老板陈太采取了撤资逃逸的恶劣做法，导致劳资矛盾白热化，工人们涌上街头堵塞了交通，最终是由政府出面解决矛盾，“这次真是政府出了大血，不但工资加班费照发，愿意回家的还出了车票”。也许有的读者会对这样的结局不满，认为这是作家添加的一个光明尾巴。我并不认为这是光明尾巴。事实上，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政府应该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本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曹征路的“问苍茫”之问，其实就是要问出中国自己的特色、中国自己的经验在哪里。格非的《春尽江南》让我们对现实主义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现实主义并不是一面纯粹反映现实图景的镜子，现实主义是作家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因此作家主体是现实主义的灵魂。现实主义必然是作家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把握。格非在面对现实时有着清醒的主体意识，主人公谭端午可以说就是他的化身。他不过是写了一个对现实越来越不适应的小知识分子身边的生活，这样一种生活描写当然不会是全景式的或史诗性的。但他从这个人物狭窄的生活视镜里看到了现实最致命的问题。他将这个最致命的问题归结为“浮靡之美”。今天的社会显得是多么的繁荣啊，就像是热带雨林，蒸腾着旺盛的气息。追逐物质和享受成为人们唯一的目标，人们可以不择手段地挣钱，也可以毫无羞耻地沉湎在声色犬马之中。问题在于这种“浮靡之美”已经深入到社会的骨髓，几乎无处不在，无一幸免。格非的死亡意念由此而来，也许在他看来，现实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人们沉浸在“浮靡之美”之中。但谭端午清醒地知道，这只是死水微澜的反应罢了。格非不正是把谭端午当成一个对抗者来塑造的吗？但这是一种特别的对抗，他是以做一个失败者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对抗。因为这是一个“恶性竞争搞得每个人都灵魂出窍的时代”，你只有成为一个失败者，才能守住自己的灵魂，才不会同这个时代同流合污。谭端午是格非为我们精心打造的时代勇士。这个勇士显然并不被现实所认可，他在现实中都无所适从，甚至都无法解决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细小问题，但情节的发展却是，谭端午的妻子家玉是一个成功者，但最终这个成功者却需要失败者谭端午来拯救。必须看到，谭端午敢于做一个失败者，并非他要去践行老庄思想。今天那些萎靡颓废、不思进取的人都愿意从老庄那里找到口实。谭端午的内心是强大和丰富的，并不是他的内心装着老庄，而是装着另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现实。格非的文学理想大概也是在那个年代建构起来的。他至今对那个年代仍充满着景仰和缅怀。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浪漫的精神自由飞翔，更是一个诗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