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夏，李德伦率中央乐团小分队在北京红塔礼堂作普及音乐会，门票0.5元。图为演出前，李德伦在普及交响乐常识，以便让观众了解如何欣赏交响乐。从作品分析到指挥家对作品的理解，从各声部的交响到听众该重点听什么，他用最能够让人们理解的语言，让人们可以在短时间被带入音乐。时至今日，张国勇等音乐家仍在多方努力争取让大众有更多欣赏剧场艺术的机会。 陈 雄 摄

　　政府在大力繁荣和发展文化、加大对文化投入的过程中，首先应该加大对文艺院团的投入。

　　其次，形成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良性机制，降低票价，把对文化的投入分解在每一张票上。

　　随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被赋予了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而让普通老百姓有机会欣赏剧场艺术，则是构建和谐社会，大力繁荣发展文化的重要方面。

　　所谓剧场艺术，它包括歌剧、音乐会、芭蕾、话剧等等，是有别于娱乐性的东西的。作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为何在今天又要重新提出来？首先是时机的成熟。随着我国GDP的快速增长、国际地位的提升、在国际上话语权的增加，文化发展和文化精神需求越来越明显地被摆到了重要的位置。其次，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构建和谐社会、关注和改善民生一直是两会的重要主题。民生问题的改善就是要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幸福指数是双重的，一是物质上、二是精神上。但我们现在所说的民生问题，很大程度还停留在物质层面，类似工资、物价、房价、拆迁、农民工问题。这些肯定是要关注和改善的，而精神层面也不容忽视。往往精神上的幸福指数提升了，会给人带来心灵的安宁。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善，包括污染、噪音、秩序等等也是和谐社会的一部分。所以说，再次提这个问题，还是很有必要的。

　　近些年来，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与之匹配的市政建设，像高楼、大桥的建造也走在世界最前列。在文化大发展号召下，全国各地，无论经济实力如何，无论市场需求多少，大剧院、音乐厅纷纷建造起来，一个建得比一个好。但是，很多省市没有交响乐团、芭蕾舞团等演出团体，在规划之初，并没有考虑剧院开业后的运营等问题，而是脑袋一热，花了大量的成本把剧院建起来。建成后，有许多剧院都流于形式，成为摆设，没有实际演出。即使偶有演出，要么花大量经费邀请国外乐团，成本很高，而百姓所能接受的程度很有限；要么沦为鱼龙混杂、参差不齐的三流水准娱乐演出场所，无法真正意义地满足百姓欣赏剧场艺术的需求。

　　国内剧场演出还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剧院运营成本巨大，又没有良性的艺术生产过程，因而靠高价买节目来吸引老百姓的眼球，拼命宣传，把钱砸在所谓大活动上。这一市场导向的偏差带来了对百姓的误导，大家对世界著名乐团、大型节目趋之若鹜。就好比我们在饮食上过多把注意力放在一年当中几次节日聚餐上，狂吃海喝，而忽略了一日三餐的质量。实际上，这是最不健康的饮食习惯。这些国际著名交响乐团来华的演出，由于高票价原因，受益的往往只是一部分中产阶层、高收入人群。从某种程度讲，能买得起票的观众未必就有能力和渴望去欣赏，而真正希望得到满足的百姓却没有机会去参与。

　　因为从事指挥专业，我每年都会到世界各地交流演出。从上一次两会结束到现在，我去了芬兰、瑞典、美国、俄罗斯四个国家，能明显地感觉到，这些国家对交响音乐、歌剧、芭蕾舞的热衷程度很高。到剧场欣赏艺术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很自然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一是悠久的历史，剧场艺术在这些国家已经有三四百年的历史，这些传统并不因为战争、自然灾害、经济危机、政治体制改革而中断或变质，而是不断延续和发展。二是全民文化素质高，老百姓对欣赏剧场艺术有需求。三是政府对本国的剧院、艺术团体的重视程度高，政府意识到剧场艺术的发展，既能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也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是国家文明的标志。因而，在国家体制机制的规范下，剧场设施建设、文艺院团扶持和听众受惠成为一个非常良性的运营模式。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建立剧场，用纳税人的钱资助文艺院团，纳税人自然也有权利和义务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到剧院欣赏交响乐、芭蕾舞。因而，这些国家剧场演出的票价很低。

　　以美国的情况与中国做比对，在美国，平均票价约为100美元，是每月最低生活标准的1/6；工薪阶层平均工资最少有3000美元，票价占到平均工资的不到1/30。而在我国，以一张票平均票价200元计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600元计（2011年4月起上海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505元），票价占到1/3；居民每月平均工资以4000元计（2011年公布的上海市月平均工资为3896元），票价占到1/20。

　　在并不发达的拉美国家，如厄瓜多尔、墨西哥，一个艺术院团从政府得到的资助更大，所以他们没有必要通过票房来弥补日常生产所需的经费。比方我合作过的厄瓜多尔国家交响乐团，一年政府资助7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4500万元，对于这个并不算发达的拉美国家，占GDP的比例相当高。而我国现在政府资助最多的应该是上海交响乐团，一年政府给予2000多万元拨款，加上民间资助也不过4000万元。

　　有了政府如此巨大的资助，交响乐团无需为生存挣扎、为生计发愁，无需靠频繁的商演来弥补经费，商演对一个交响乐团是弊大于利的。要想提高交响乐团水平，使之成为国家名片，成为国际著名交响乐团，应降低商演的比例，把精力集中在业务训练和提高、拓展曲目上。厄瓜多尔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奏水平充其量不过是中国的二流水平，但艺术家能享受到舒适的环境和放松的心情。排练场所每天都备有各式水果、饮料、点心，艺术家工作、生活得很有尊严。

　　有了对艺术团体的巨额资助，所有剧场演出的票对老百姓也都是免费的，连乞丐都有机会进剧场欣赏艺术。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演出前两小时排队领票，发完为止。因此，无论是什么指挥、什么曲目，每场音乐会都是满座，反响非常热烈。受殖民文化影响，观众的穿着、秩序、礼仪都非常好，这与市政建设的落后形成很大的反差。而我国的市政建设、剧场硬件设施都非常完善，但国民素质和艺术欣赏水准却远远不能与之匹配。

　　近年来，在一些发达城市，政府对剧场文化的投入加大，也形成了一批公益性、普及型的剧场艺术演出，如上海的星期广播音乐会、东方市民音乐会、上海大剧院艺术课堂，国家大剧院的“周末音乐会”、“经典艺术讲堂”，广州星海音乐厅的“音乐下午茶”等，票价在20-50元不等。这些普及音乐会一经推出，受到老百姓的热捧，剧场常常爆满，这充分证明老百姓还是有欣赏剧场艺术的需求的。高票价成为横亘在观众和剧场之间的鸿沟。票价之所以一直降不下来，一是因为剧场需要自己负担管理经营成本。二是文艺院团没有资金维持正常的开支，只能通过提高单场演出票价来弥补亏损。票价的提高往往拒听众于门外，文艺院团演出变成自娱自乐，形成恶性循环。

　　以排演一部西方经典歌剧为例，最低成本要在350万元左右。其中演出4场，需要租用10天的场地，演出场地费48万（每天12万），装台场地费18万（每天3万），共计66万。按每场1500个座位计，光场租的费用平摊在每张票上的价格就是110元。要使收支平衡，每张票必须平均卖到583.3元。

　　因此，政府在大力繁荣和发展文化、加大对文化投入的过程中，首先应该加大对文艺院团的投入。我不反对文化体制改革，但现在文化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院团用何种方式生存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观众，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剧场的问题。必须先有观众，然后才能真正谈到艺术发展、艺术创作，不然也只是纸上谈兵、泛泛而谈。其次，形成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良性机制，降低票价，把对文化的投入化解在每一张票上。在某些城市和地区，政府对文化的投入并不算少，但要不就是大量投入在剧场等硬件设施上；要不就是大量投入在所谓的原创剧目创作。这种投入一定程度上只能带来政绩效应，无法让老百姓感觉到实实在在的幸福指数提升。

　　我们应该学习西方的成熟做法，把对文化的投入分解在每一张票上。只有这一天的到来，我们的剧场艺术才能真正发展，老百姓才能把欣赏剧场艺术作为一个基本生活要素，真正的大和谐社会才会到来，真正的国际形象才会提升。

　　（张国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