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秦始皇陵、丝绸之路……一处处或线性或区域性的大遗址，往往具备中华文明象征符号、知名旅游景点等特质，其所具有的经济、文化与社会价值，让我们不能用传统意义上的遗址保护方式来对待。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大遗址保护架构已经从开办博物馆转变为遗址公园建设，如何建立起既符合“遗址”要求又适应“公园”需求的有效机制和工作思路，则成为文物工作者需要思考的新课题。

　　鸿山遗址公园让穷村富起来

　　2010年，鸿山遗址公园被评定为全国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鸿山遗址的规划、保护和开发过程中，该遗址公园积极探索将文化保护、生态修复、农业转型、旅游发展等方面有机结合的模式，因地制宜地解决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农民增收等突出问题，实现了遗址保护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互动推进。

　　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规划实施了农民安置小区建设、路网工程、污水管网铺设、环境绿化美化工程等。目前，已有921户、3176人住进了专门配套建设的环境优美、设施齐全的农民安置小区，其余村民则保持原居住状态，但周边环境、生活配套设施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在农民增收方面，对农业和旅游两大产业进行统一规划实施，逐步形成了以特色高效产业和旅游配套产业双轮驱动的富民产业体系，为遗址区百姓提供多种致富道路，带来了“真金白银”。

　　在旅游开发与策划方面，始终贯彻“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宗旨，在坚决保护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增强文物保护项目的旅游功能，突出旅游项目的文化生态导向，统筹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已开放的旅游项目有鸿山遗址博物馆、湿地生态展示区和农业生态展示区等，在此基础上，还以鸿山遗址公园为核心，整合周边的泰伯墓、泰伯庙、昭嗣堂、钱穆故居等一批重量级文化遗产，开辟了大遗址考古之旅、生态湿地之旅、农业生态观光之旅等旅游专题。目前，鸿山遗址公园年游客量达到20万人次，带动了餐饮、住宿、休闲、购物等一系列旅游配套产业，区域内年营销收入达到1.3亿元，文化旅游产业初具规模，鸿山也已从偏僻的乡村成功转型为文化生态旅游胜地。

曲江遗址公园雨景

　　甑皮岩遗址公园让历史“活”起来

　　甑皮岩遗址是华南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甑皮岩遗址公园则是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中占地面积最小的遗址公园。在过去的近两年时间里，该遗址公园不与其它大遗址比规模、比投入、比速度，而是围绕甑皮岩遗址的特点，结合遗址面积小、出土文物观赏性不强但学术价值较高等实际情况，按照“以小见大”的总体思路，在考古研究、遗址保护、考古科普、发展旅游及招商融资等方面积极探索，寻求甑皮岩遗址从考古文化遗址向考古遗址公园转变，并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途径。

　　甑皮岩遗址公园的开放目标是从生态环境、文化内涵上让甑皮岩文化立体地“活”起来，成为普通大众可以形象感知、通俗品读的文化产品。为此，在不违背《甑皮岩遗址保护规划》的基础上，把甑皮岩遗址的保护展示与旅游项目策划有机结合，依据考古研究成果规划在遗址公园内恢复甑皮岩远古生态环境，模拟展现先民的部落生活情景，营造中外游客与“甑皮岩人”时空错位相遇、零距离接触的文化体验，同时建设生态型遗址博物馆、洞穴考古学术交流中心、模拟考古体验中心、游客服务中心、甑皮岩文化广场、时空隧道、远古文化街等基础景观设施。

　　2009年还策划建设了甑皮岩模拟考古乐园，2010年建设了模拟考古发掘区、原始作坊、原始狩猎场、原始篝火场等设施，成为青少年模拟考古科普基地。先后举办了30多期模拟考古体验活动，参与中小学生人数达到12000多人次，推出的模拟考古发掘、万年古陶仿制、原始石器仿制、投射动物模型、钻木取火体验、原始火锅品味等集看、听、玩、尝为一体，互动性、参与性较强的考古科普活动，满足了青少年求知、求奇、求乐的多元需求。

　　记者观察

　　大遗址保护的开放思维

　　本报记者 云菲

　　近期，一则关于某遗址公园的负面新闻占据了各媒体显要位置，据当地市民反映，该园内出现了城墙裂缝、地面塌陷、景观破坏、杂草丛生等现象，让他们甚感惋惜。这暴露出大遗址保护工作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换个角度看，则说明大遗址保护正逐渐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热议的话题乃至自觉的行动。

　　大遗址，是指规模特大、文物价值突出的大型文化遗址；建立遗址博物馆或遗址公园，是保护、展示、研究、利用大遗址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国家文物局有关资料表明，我国正在向以“六片、四线、一圈”为核心、150处大遗址为支撑、覆盖全国的大遗址保护新格局迈进；很多地方政府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大遗址保护和遗址公园建设中来。从“遗址”到“大遗址”再到“遗址公园”，不仅是称谓的简单变化，更是理念的深刻变革，但这也标志着大遗址保护工作在双重目标审视下必须步入一个新阶段。

　　在各地大遗址保护实践过程中，有一点不可回避，那就是大遗址上原住民的生产生活与文物保护展示之间面临的矛盾。有数据显示，汉长安城城垣遗址内现有54个行政村，涉及5万多人；三星堆遗址保护范围内共有11个行政村，其中6平方公里的重点保护范围共涉及5个行政村1500余户、4500余人，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754人。水源利用对文化地层的渗透侵蚀、房舍搭建带来的布局凌乱和垃圾废物的倾倒堆置等人为活动，势必会不同程度地对文物遗迹的安全和遗址环境的协调造成影响。由此可见，大遗址保护并非单一的文物个体保护，还涉及人口、土地、环境等诸多问题，是一项牵动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系统工程，这也意味着，大遗址保护不仅是专业人员的行为，更应是全民的行为，不仅是行业的行为，更应是社会的行为。于是，当大遗址保护工作进入新阶段后，作为人文领域的大遗址，选择“人文”思路开展保护、利用渐成趋势。

　　在金沙遗址，在开城遗址，当地政府都不约而同地加强了遗址保护范围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卫生治理、道路交通规划等工作，开城遗址环境整治工程更是使牵涉其中的3个自然村有了向外连接的砂石路，解决了村民出行难的问题。在安阳，当地政府将宫殿宗庙区所在地小屯村、后母戊鼎发现地武官村以及大司空村，改造成历史文化民俗村，组织村民开展殷商文化、民俗展示等旅游服务，增加了农民收入。应当看到，在大遗址保护过程中，美化了遗址地生态环境，提高了原住民生活质量，更促进了区域产业布局和功能转型，民众因此切实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反过来，这也更好地激发出民众对于文物保护的热情，支撑他们持久地参与到大遗址保护的行动中来。

　　“保护”不是“看护”，将文物遗迹科学、合理、有效地展示给公众是遗址保护的最终目的，更是促成大遗址保护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以唐长安城延平门遗址公园、曲江遗址公园为代表的大遗址市民公园模式所实施的开放式保护，受到了很多群众的欢迎。2010年入选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殷墟遗址，积极利用研究和考古成果，拓展衍生出多种类型的文化工程和文化产品，筹建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殷墟车马坑博物馆，制作3D动漫电影每天循环播放，以生动、直观的形式展示殷商时期的历史风貌和传说故事，弥补了殷墟遗址观赏性弱的不足。灵武市通过优化游览线路和观光项目，使过去无人问津的水洞沟遗址，从只局限于科学考察的高端人群，发展成为吸引大量普通游客的宁夏又一处重要文化旅游场所。这些无疑都是很好的例子。

　　从专门的文物保护工程到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工程，让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真正惠及于民的“人文”思路、开放思维，更好地释放了大遗址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值得肯定，更值得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