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名誉委员。从事革命工作的同时笔耕不辍，创作出版了大量小说、纪实文学、散文、随笔、诗歌等作品，包括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夜谭十记》《沧桑十年》，纪实文学《在地下》，短篇小说集《找红军》《马识途讽刺小说集》等。其中《夜谭十记》从1942年起开始创作，历时40年，三度书稿被毁，三度重新创作，电影《让子弹飞》即据此书改编。

　　在第八次全国作代会现场，有一位老先生，身躯伟岸，乡音浓重，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围过来一群年轻人：马老，我们合个影吧；马老，给我们签个名吧。他就是马识途，现年97岁，早年从事地下工作，后开始大量创作，电影《让子弹飞》的火爆即得益于他的《夜谭十记》。马识途的女儿有些心疼：“客人一拨又一拨，他太累了。合影的时候，他身体太沉，久了怕站不住。”然而马老总是笑着有求必应。11月25日，马老送走又一拨访客之后，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革命风云录：战火中的青春，边做地下工作边求学

　　中国艺术报：您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对哪些老师印象最深刻？

　　马识途：西南联大中文系名师云集，如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李广田、陈梦家等。而学生只有五六十人，我们年级只有一二十人，但老师却有十几个之多。我跟闻一多比较熟。我当时在学校担任党支部书记，和他在政治上有一些交往，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参加了民主运动，成为最英勇的战士。

　　读西南联大之前我已经读过“中央大学”，参加革命以后就放弃了。我原来做地下工作，后来组织遭受破坏，我的爱人也牺牲了。组织上让我到昆明去隐蔽、考西南联大，我就是这样走进西南联大的。在西南联大又重新从一年级读起，接受了文学的科班训练。

　　中国艺术报：您在西南联大时也还在继续地下工作吗？是怎样展开工作的？

　　马识途：还在继续地下工作。同时我还要认真地学习功课。当时党中央对地下工作者提出“三勤”的要求：勤学、勤业、勤交友。也就是说，在学校读书的，一定要勤学，一定要在你所在的地方成为拔尖的人物，这样才能团结更多的人走向进步。所以当时既要做党的工作，也要认真学习。

　　中国艺术报：您跟闻一多先生更熟一些，当时闻一多提倡白话诗，自己也创作了很多白话诗力作。作为学生，您怎么样理解这样的理论主张？

　　马识途：闻一多写了很多白话诗，大家很熟悉，比如说《红烛》。但是后来他搞学术研究去了，搞楚辞、搞唐诗。他在古代文献的研究方面，也很有成就，还出版了《闻一多全集》。当时他已经不写白话诗了，他指导学生组织的诗社，叫“新诗社”，很多写新诗的同学都以他为导师，发表了很多东西。后来出现的很多诗人都跟他有关。到了后期他的旧体诗写得也很好，他写诗说：“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他说他自己骑马写诗，现在返回来写旧诗了。就在这个时期，他提出了中国新诗必须要有格律的主张。

　　中国艺术报：就是新格律诗要有建筑美、音乐美、图画美“三美”主张。

　　马识途：对的，他当时发表的一些新诗都是带有格律的，和我们后来这些白话诗不一样。针对新诗怎样建立格律的问题，他和何其芳都有这样的做法，做了一些试验，把西方新诗的那些异质引到我们现代语言里面来。我们知道英诗是有分节的，他认为新诗也应该有西方诗歌的那种节制。但是我们现在诗歌散文化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格律了。

　　中国艺术报：那个时代出了很多大师。您觉得一个时代产生大师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马识途：两个字——自由。当时北大有一个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这是西南联大最根本的、一切学术几乎都要贯彻的东西，这才塑造了具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群像。当时各种流派的作品都可以发表，百家争鸣，不受任何限制。所以教授们都是有一家之言的学者，学生们在那样自由的环境中也都能得到充分发挥自己潜质的机会。那里的学风适合文学的发展，所以西南联大不仅培养了很多科学家、政治上的领导者，而且也培养了很多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