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书，又不期然地翻到了毛泽东给徐特立先生恭贺六十寿辰的一封信。这封信，我在读小学时就读过了。不过那时候年龄太小，尽管有老师讲解，还是没有读出什么况味。然而，今天我也年近花甲，当我重新读到这封信时，我的眼眶顿时就不由得潮润了。我相信不仅是我，恐怕凡在临近退休之年读起这封信的教师们，都难免被感动得心弦震颤。

　　的确，这就是当教师的福分啊！天底下哪一位教师没有一批或高或低的生长于社会各界的“桃李”？我也当过几年教师，虽说教的是大山沟里的中学，如今居然也有好些个学生进入了高级知识分子或某级官员的行列，每当外出碰上他们，被他们拉到宾馆或家中欢聚，“老师”长“老师”短地叫个不停时，我的心弦都会为之跳跃，正如过去某些年人们常说的那样，真是“一股幸福的暖流顿时流遍全身”。

　　不过，也正如俗话所说，“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而世界比树林子又不知要大多少倍，因此，更是什么“鸟”都有。我也遇见过不少学生，过去当着平民百姓之际，见了面还“老师”“老师”的叫得挺亲切，但一旦混上个芝麻绿豆般大小的官职之后，那两片原本热情奔放的小脸蛋便立时变成了冰冷的铅灰色，眼睛也专往上面翻。正所谓“一阔就变脸”，其变化之迅速，就连吾辈自信颇有几分阅历的过来人都不免感到吃惊。

　　这就不禁又使我记起一则故事。过去清朝的末代状元和著名实业家张謇先生曾是袁世凯的老师。袁世凯直到当驻朝鲜使团代表的时候，给他的这位老师写信还是言必称“夫子大人”，但后来当他当上了兵部侍郎主持小站练兵之后，却将对老师的称呼改成了“先生”；再后来当他当上民国大总统时，竟进而改称老师为“兄”了。当年张謇曾把这封称之为“兄”的信拿给旁边的朋友看，并笑着说：“你们看吧，袁世凯这小子下一封信一定还要将我降格为‘弟’呢！”不过，袁世凯还没有等到当上皇帝后进一步将他的老师降格为“弟”，便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声中完蛋了。而张謇先生却以他绝不依附袁氏的高尚品格，和他对中国民族工业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而永远享誉后世。

　　也许有人要问，你这不是拿张謇自比吧？老实说，我可不敢如此高攀。因为我心里非常清楚，如果我的那几位变脸学生真的登上了“总统”高位的话，那么他们的老师是不能指望享受得到被他们称兄道弟这种“崇高待遇”的，更别说徐特立先生那样的殊荣了。我之所以举个袁世凯的例子，是想说明一个人如果在老师面前都想摆点架子、耍点权势的话，那么即使他地位再显赫，他的心理和人格也难免和袁世凯一样，总是显得不那么健全。而那些同样位高权重却仍不忘尊师的领袖人物，却并不因为他们在老师面前重温了一番师生情谊而掉了什么身价。况且世事沧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的命运也难说得很。正如当年板桥先生所咏：“老书生，白屋中，说黄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

　　编者注：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写给徐特立先生恭贺六十寿辰的信中说道：“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