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认识一只鹰是从它的飞翔、认识一只豹子是从它的奔跑、认识一座山是通过它蕴含的宝藏、认识一条河是从它的深度和宽度开始，认识郭宝平，是从他的文化判断和历史立场开始的。
我与郭宝平有两重渊源。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长，也是我在人民日报的同事。郭宝平1980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攻读“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生态和政府运作规则；1987年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不久因为能力卓越，便调入国土资源部。最难得的是，郭宝平在他事业的巅峰期，放弃了他在国土资源部的官方职务，专事文学创作。这种扬与弃，令人敬佩。
郭宝平的硕士导师韦庆远是著名的明史专家。郭宝平受韦庆远先生影响至深，他认为研究历史需要扎实的证据，不能揣测和推理，历史也许给我们今天的线索不够多，对此我们需要耐心等待，对于没有证据的历史，必须以无解的方式悬搁，不能仓促结论，更不能妄加揣测。
近年来，郭宝平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投诸文学创作，将他在历史研究中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放在文学的宏阔想象中去延展。就此，他写出了长篇历史小说《谋位》、《明朝大书生》、《大宋女君刘娥》、《大明首相》，视角独特，史观新颖，宏观观照与细节挖掘并重，令人不忍释卷，拍案称奇。
与其他文学创作者不同，郭宝平的历史小说创作，更注重扎实的历史细节、厚重的历史场景、稳健的历史叙事。无数紧张的时日，无数散漫的时光，读他的《谋位》、《明朝大书生》、《大明首相》，是一种难得的享受。重要的是，他在中国政治制度方面的扎实功底，让他在这些历史文学写作得心应手，读他的小说，如同行走在岁月的长廊中，午后的阳光收获了人间的灵气，正准备滑向天边，道路两侧是漫漶的水草，群鸟低飞，野兽奔突，郭宝平仿佛书场里的说书人，他引领着读者穿越历史的迷宫，读者又升发着他的想象，同他一道拓展历史的疆域。郭宝平的历史小说，严格地说，是“历史在场文学”。他的小说，无一字无来历，厚重的历史感行诸文学，奔涌的想象充斥于历史的枝枝蔓蔓；他的小说，作者、读者相互温暖、相互指引、相互发酵，不可或缺。
此次，郭宝平又将他的目光瞄向北宋，拿出了厚重的《范仲淹》。这是他的第四部长篇历史小说。加上此前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谋位》、《明朝大书生》、《大明首相》，他的历史写作已经达到300万字，这是一个沉甸甸的数字。 这些历史小说的价值在于不仅成功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丰满丰盈的历史人物，更在于为当下的历史题材文学创造平添了一种诚恳严肃的写作范式。
范仲淹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但人们所了解的范仲淹，是儒家树立的一个标杆人物，累加了很多光环，让人有脸谱化、符号化之感。在这部作品中，郭宝平另起炉灶，在基于广泛案头工作、扎实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描述了范仲淹从一介寒儒到底层幕职、州县主官、边关统帅、执政大臣、士林领袖的自强不息的一生。郭宝平深入范仲淹的内心世界，透过独特的人文风情，揭示个人命运与政治生态及时代变换的交互作用，精心塑造了散发着历史温度和质感的真实、立体、有血有肉的范仲淹，以及范仲淹的师友、政敌，比如欧阳修、吕夷简、晏殊、富弼、韩琦、梅尧臣等等。这些酣畅淋漓、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有着鲜明时代特色，从而使得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比如书中的一个细节。读《咏蚊》诗，人到中年还在为前程而烦恼的范仲淹，与职场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他在经略西事（宋人对抵御西夏入侵之事的说法）时，因为擅自与西夏元昊通书受贬，一气之下跑到长安“治病”，上疏朝廷说他衰病交加，难以承担繁重工作了，请求安排一个闲散职位；可是半个月后当朝廷命他经略环庆路时，他就立即精神抖擞上任、全力以赴履职了，仿佛受长辈责备后赌气、撒娇的孩童。朝廷下旨将陕西四路帅臣以文官改武将，其他三人都接受了，唯独范仲淹不肯。接受文改武的另一个边帅韩琦写信劝他：“主上忧边甚，臣子忍择官乎？”范仲淹大怒，不仅写信责备韩琦，还在给朝廷的上疏中嘲讽他。范仲淹两次向朝廷宣称，如皇帝不收回成命，他就“自缚投狱”，又给韩琦写信说，死也不会接受以文改武，他已做好了遭受朝廷重惩直至丧命的思想准备。
范仲淹大半生都在做凡人不愿做或没勇气做的事，作为文学家他烂漫真诚、率性而为，作为政治家他有既不成熟的一面，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他怀抱着赤子的初心，不计进退得失，安然自适，坦荡从容。他在《灵乌赋》中发出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这是他的真实写照，恰恰是这些品质，成就了他的伟大。欧阳修在给皇帝上疏中评价范仲淹“恢廓自信”，欧阳修也评价范仲淹“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这些评价极其准确。
郭宝平则用文学的浪漫与真实写出了具有凡人的非凡品质的范仲淹。比如，范仲淹好不容易跳出选海，仕途迎来转机，进朝廷、入馆阁，成为后备干部。当时刘太后垂帘听政，仁宗已经成年却仍不交权。范仲淹毅然上疏，要求刘太后交出权力，还政给皇帝，因此受贬；但刘太后去世后，遭到反攻倒算，范仲淹又上疏，为刘太后辩护，要求皇帝全太后之德。一般人或可做前事，或可做后事，前后事兼做者罕见。由于罕见，范仲淹就显得与众不同。只有勇气和品德兼具者，才可能做到这一点。
在这部《范仲淹》里，郭宝平描述范仲淹的传奇身世、人生抉择、出将入相，经略西事、推行庆历新政的曲折历程。那些雍容得体的铺陈、从容节制的叙述，安静地潜伏在静静散发墨香的书卷里。在郭宝平的笔下，一个给因袭萎靡、积弊丛生的大宋王朝带来清明刚健新风的奇士形象跃然纸上。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中，范仲淹坚持“不惟为显官，当立盛名于世”，以忠诚、干净、担当的品质，临危受命，锐志匡时，肩大任而不挠，行远路而不懈。在这种意义上，郭宝平的《范仲淹》其实是一部前无来者、填补空白的工作，他将一部真实、立体、全面塑造范仲淹一生的历史小说呈现给读者。
重要的是，小说反映的时代，是中国历史的拐点，也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范仲淹出生时，五代十国最后一个政权北汉灭亡已十年。经过唐末五代百年战乱，庠序失教，官学无存。宋仁宗之治，向来为后人称道，但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宋朝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稳定至上，是朝廷长期追求的政治目标，因此，“因循”“不生事”便成了朝堂的长期指导思想。至仁宗朝，宋立国已有七八十载，长期因循之下，积弊颇深。宋夏战争的爆发，更是给宋廷带来了沉重的军事和财政压力，其形势正如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所言：“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纪纲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
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宋仁宗起用了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主持新政。仁宗将新政大任托付给范仲淹，与范仲淹的政治操守、政治声誉和行政能力密切相关，也是与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国之共识相关。这是郭宝平创作《范仲淹》的大历史背景。郭宝平始终坚持，历史小说的真实性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能背离历史精神。范仲淹所在的北宋中期，强敌环伺，国际环境恶劣，宋朝士大夫最看重的是“正朔”，只要宋朝的正朔地位不动摇，其他都好商量。如果非要把范仲淹描写成豪气干云，以开疆拓土为职志，就违背了历史精神，是不真实的。这样的文学理想、历史洞察，让郭宝平的小说具有了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诚如宋史专家虞云国所言：“以小说笔法写历史，摹绘形神影，兼具信达雅，《范仲淹》庶几无愧。”
郭宝平全方位再现北宋的转型时代，不惜笔墨还原犹暗乍明、朦胧躁动的历史事实，描绘北宋中期政治生态的逼真画卷，挖掘在阴谋迭出的权力场中弥足珍贵的人性光辉，致力传达的，是真诚、真实、真切的历史诉求，更是忠诚、干净、担当的文化理想。郭宝平曾经说：“致敬什么样的人，追怀什么样的人，从一个侧面衬托出的是一个国家的品格。那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所谓成功者，在成王败寇史观的助长下成为追慕对象。”他认为，没有道德观的历史取向是非常可怕的。对此，他忧心如焚，笔底生风。
不能否认，郭宝平是有野心的，他为我们展示了什么是一个作家真正的天赋，什么是一个作家真正的责任与担当。他说，他曾经数十小时在书房中耙采掘梳，自得其乐，自我完成。如同高拱给萎靡的明王朝带来一股清风，如同范仲淹在农业时代创造性地提出“荒政三策”所具有的现代意识，郭宝平也为今天的历史文学创作带来一股清风般的现代意识。
一位哲人说过，“历史照亮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在郭宝平的小说中，历史照亮的，不是过去，是现在，更是未来。郭宝平用数年时间耕耘《范仲淹》。他搁笔之时，那些早已倶为尘土的人物，却宛然有了呼吸，他们的身影却若隐若现，他们的故事回荡耳畔。那段犹暗乍明、朦胧躁动时期的喧嚣早已沉寂，余音却仿佛还在萦绕。郭宝平感慨：“历史如此沉重，却又满眼风景。我们摆脱不了历史，就要学会欣赏风景。最好的景致是什么？那是漂浮在历史天空中的一缕浩然正气。有浩然正气存，则我中华千秋万代生生不息。”诚哉斯言！真诚铭记那些漫漫长夜里闪烁过的一丝曙光；真诚致敬那些不计毁誉，披荆斩棘引领中华号航船驶出泥淖的先贤——这是郭宝平的初心，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始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