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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鹰的飞翔,以及一只豹子的奔跑——郭宝平《范仲淹》及其历史小说创作

时间:2023年03月24日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李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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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如认识一只鹰是从它的飞翔、认识一只豹子是从它的奔跑、认识一座山是通过它蕴含的宝藏、认识一条河是从它的深度和宽度开始,认识郭宝平,是从他的文化判断和历史立场开始的。

  我与郭宝平有两重渊源。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长,也是我在人民日报的同事。郭宝平1980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攻读“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生态和政府运作规则;1987年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不久因为能力卓越,便调入国土资源部。最难得的是,郭宝平在他事业的巅峰期,放弃了他在国土资源部的官方职务,专事文学创作。这种扬与弃,令人敬佩。

  郭宝平的硕士导师韦庆远是著名的明史专家。郭宝平受韦庆远先生影响至深,他认为研究历史需要扎实的证据,不能揣测和推理,历史也许给我们今天的线索不够多,对此我们需要耐心等待,对于没有证据的历史,必须以无解的方式悬搁,不能仓促结论,更不能妄加揣测。

  近年来,郭宝平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投诸文学创作,将他在历史研究中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放在文学的宏阔想象中去延展。就此,他写出了长篇历史小说《谋位》、《明朝大书生》、《大宋女君刘娥》、《大明首相》,视角独特,史观新颖,宏观观照与细节挖掘并重,令人不忍释卷,拍案称奇。

  与其他文学创作者不同,郭宝平的历史小说创作,更注重扎实的历史细节、厚重的历史场景、稳健的历史叙事。无数紧张的时日,无数散漫的时光,读他的《谋位》、《明朝大书生》、《大明首相》,是一种难得的享受。重要的是,他在中国政治制度方面的扎实功底,让他在这些历史文学写作得心应手,读他的小说,如同行走在岁月的长廊中,午后的阳光收获了人间的灵气,正准备滑向天边,道路两侧是漫漶的水草,群鸟低飞,野兽奔突,郭宝平仿佛书场里的说书人,他引领着读者穿越历史的迷宫,读者又升发着他的想象,同他一道拓展历史的疆域。郭宝平的历史小说,严格地说,是“历史在场文学”。他的小说,无一字无来历,厚重的历史感行诸文学,奔涌的想象充斥于历史的枝枝蔓蔓;他的小说,作者、读者相互温暖、相互指引、相互发酵,不可或缺。

  此次,郭宝平又将他的目光瞄向北宋,拿出了厚重的《范仲淹》。这是他的第四部长篇历史小说。加上此前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谋位》、《明朝大书生》、《大明首相》,他的历史写作已经达到300万字,这是一个沉甸甸的数字。 这些历史小说的价值在于不仅成功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丰满丰盈的历史人物,更在于为当下的历史题材文学创造平添了一种诚恳严肃的写作范式。

  范仲淹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但人们所了解的范仲淹,是儒家树立的一个标杆人物,累加了很多光环,让人有脸谱化、符号化之感。在这部作品中,郭宝平另起炉灶,在基于广泛案头工作、扎实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描述了范仲淹从一介寒儒到底层幕职、州县主官、边关统帅、执政大臣、士林领袖的自强不息的一生。郭宝平深入范仲淹的内心世界,透过独特的人文风情,揭示个人命运与政治生态及时代变换的交互作用,精心塑造了散发着历史温度和质感的真实、立体、有血有肉的范仲淹,以及范仲淹的师友、政敌,比如欧阳修、吕夷简、晏殊、富弼、韩琦、梅尧臣等等。这些酣畅淋漓、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有着鲜明时代特色,从而使得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比如书中的一个细节。读《咏蚊》诗,人到中年还在为前程而烦恼的范仲淹,与职场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他在经略西事(宋人对抵御西夏入侵之事的说法)时,因为擅自与西夏元昊通书受贬,一气之下跑到长安“治病”,上疏朝廷说他衰病交加,难以承担繁重工作了,请求安排一个闲散职位;可是半个月后当朝廷命他经略环庆路时,他就立即精神抖擞上任、全力以赴履职了,仿佛受长辈责备后赌气、撒娇的孩童。朝廷下旨将陕西四路帅臣以文官改武将,其他三人都接受了,唯独范仲淹不肯。接受文改武的另一个边帅韩琦写信劝他:“主上忧边甚,臣子忍择官乎?”范仲淹大怒,不仅写信责备韩琦,还在给朝廷的上疏中嘲讽他。范仲淹两次向朝廷宣称,如皇帝不收回成命,他就“自缚投狱”,又给韩琦写信说,死也不会接受以文改武,他已做好了遭受朝廷重惩直至丧命的思想准备。

  范仲淹大半生都在做凡人不愿做或没勇气做的事,作为文学家他烂漫真诚、率性而为,作为政治家他有既不成熟的一面,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他怀抱着赤子的初心,不计进退得失,安然自适,坦荡从容。他在《灵乌赋》中发出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这是他的真实写照,恰恰是这些品质,成就了他的伟大。欧阳修在给皇帝上疏中评价范仲淹“恢廓自信”,欧阳修也评价范仲淹“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这些评价极其准确。

  郭宝平则用文学的浪漫与真实写出了具有凡人的非凡品质的范仲淹。比如,范仲淹好不容易跳出选海,仕途迎来转机,进朝廷、入馆阁,成为后备干部。当时刘太后垂帘听政,仁宗已经成年却仍不交权。范仲淹毅然上疏,要求刘太后交出权力,还政给皇帝,因此受贬;但刘太后去世后,遭到反攻倒算,范仲淹又上疏,为刘太后辩护,要求皇帝全太后之德。一般人或可做前事,或可做后事,前后事兼做者罕见。由于罕见,范仲淹就显得与众不同。只有勇气和品德兼具者,才可能做到这一点。

  在这部《范仲淹》里,郭宝平描述范仲淹的传奇身世、人生抉择、出将入相,经略西事、推行庆历新政的曲折历程。那些雍容得体的铺陈、从容节制的叙述,安静地潜伏在静静散发墨香的书卷里。在郭宝平的笔下,一个给因袭萎靡、积弊丛生的大宋王朝带来清明刚健新风的奇士形象跃然纸上。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中,范仲淹坚持“不惟为显官,当立盛名于世”,以忠诚、干净、担当的品质,临危受命,锐志匡时,肩大任而不挠,行远路而不懈。在这种意义上,郭宝平的《范仲淹》其实是一部前无来者、填补空白的工作,他将一部真实、立体、全面塑造范仲淹一生的历史小说呈现给读者。

  重要的是,小说反映的时代,是中国历史的拐点,也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范仲淹出生时,五代十国最后一个政权北汉灭亡已十年。经过唐末五代百年战乱,庠序失教,官学无存。宋仁宗之治,向来为后人称道,但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宋朝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稳定至上,是朝廷长期追求的政治目标,因此,“因循”“不生事”便成了朝堂的长期指导思想。至仁宗朝,宋立国已有七八十载,长期因循之下,积弊颇深。宋夏战争的爆发,更是给宋廷带来了沉重的军事和财政压力,其形势正如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所言:“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纪纲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

  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宋仁宗起用了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主持新政。仁宗将新政大任托付给范仲淹,与范仲淹的政治操守、政治声誉和行政能力密切相关,也是与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国之共识相关。这是郭宝平创作《范仲淹》的大历史背景。郭宝平始终坚持,历史小说的真实性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能背离历史精神。范仲淹所在的北宋中期,强敌环伺,国际环境恶劣,宋朝士大夫最看重的是“正朔”,只要宋朝的正朔地位不动摇,其他都好商量。如果非要把范仲淹描写成豪气干云,以开疆拓土为职志,就违背了历史精神,是不真实的。这样的文学理想、历史洞察,让郭宝平的小说具有了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诚如宋史专家虞云国所言:“以小说笔法写历史,摹绘形神影,兼具信达雅,《范仲淹》庶几无愧。”

  郭宝平全方位再现北宋的转型时代,不惜笔墨还原犹暗乍明、朦胧躁动的历史事实,描绘北宋中期政治生态的逼真画卷,挖掘在阴谋迭出的权力场中弥足珍贵的人性光辉,致力传达的,是真诚、真实、真切的历史诉求,更是忠诚、干净、担当的文化理想。郭宝平曾经说:“致敬什么样的人,追怀什么样的人,从一个侧面衬托出的是一个国家的品格。那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所谓成功者,在成王败寇史观的助长下成为追慕对象。”他认为,没有道德观的历史取向是非常可怕的。对此,他忧心如焚,笔底生风。

  不能否认,郭宝平是有野心的,他为我们展示了什么是一个作家真正的天赋,什么是一个作家真正的责任与担当。他说,他曾经数十小时在书房中耙采掘梳,自得其乐,自我完成。如同高拱给萎靡的明王朝带来一股清风,如同范仲淹在农业时代创造性地提出“荒政三策”所具有的现代意识,郭宝平也为今天的历史文学创作带来一股清风般的现代意识。

  一位哲人说过,“历史照亮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在郭宝平的小说中,历史照亮的,不是过去,是现在,更是未来。郭宝平用数年时间耕耘《范仲淹》。他搁笔之时,那些早已倶为尘土的人物,却宛然有了呼吸,他们的身影却若隐若现,他们的故事回荡耳畔。那段犹暗乍明、朦胧躁动时期的喧嚣早已沉寂,余音却仿佛还在萦绕。郭宝平感慨:“历史如此沉重,却又满眼风景。我们摆脱不了历史,就要学会欣赏风景。最好的景致是什么?那是漂浮在历史天空中的一缕浩然正气。有浩然正气存,则我中华千秋万代生生不息。”诚哉斯言!真诚铭记那些漫漫长夜里闪烁过的一丝曙光;真诚致敬那些不计毁誉,披荆斩棘引领中华号航船驶出泥淖的先贤——这是郭宝平的初心,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始终?

(编辑:郝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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