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侨民斯泰潘，1960年出生，9岁随父母来到荷兰，并成长为一名设计师。近日，这位游走于不同文化间的“异乡人”讲述了自己的家庭故事、文化体验和文化心理。

　　和很多捷克人一样，1969年，斯泰潘的父母带着两个儿子离开了祖国。“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要离开，因此也没有告别，我们不得不放弃一切。”斯泰潘说。“我再也没有看到过爷爷奶奶。”斯泰潘至今为之深深悲伤。一家人在荷兰弗里斯兰省的朋友家里住了3个月。“两周时间里，我高烧不退。”斯泰潘说，“我叫它‘抑制性发烧’，抑制失去故乡的痛苦。”“除了记得当时不断念叨着要回布拉格找爷爷，我已经记不得其他任何事情。”

　　后来，斯泰潘的父亲找到了一份临床心理医生的工作，举家搬到鹿特丹附近的呼维莱特小镇。再后来，全家搬到了海牙。

　　“1990年5月，我飞回布拉格。发现大家都非常感性，整个社会朝气蓬勃，百废待兴。我见到了留在那里的家人，带他们去了市里最好的餐厅。不管你信不信，我们9个人的花销还顶不上在伦敦一个人吃饭的费用。”斯泰潘此时已经是个青年了，故地重游激发了他的想象。

　　“这座城市过去和现在都很美。在一个小男孩的眼睛里，布拉格是我玩耍、生活过的地方。在一名设计师的眼睛里，布拉格的建筑风格多样，可以说是一场视觉的盛宴。我非常感谢父母，正是他们的英勇决定，给了我独特的视角。”

　　此后，斯泰潘每年都要回捷克。他认为自己非常幸运，能够为捷克著名设计师博雷克·西伯克工作。博雷克是欧洲三大设计师之一，在阿姆斯特丹和布拉格都有自己的工作室。“我也见证了布拉格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发展，它逐渐成为大家喜欢的旅游胜地。对于想体验欧洲文化的人来说，去布拉格非常经济实惠。”

　　当被问及是否有搬回捷克的打算，斯泰潘指着脚下说：“我想过一段时间，但最终决定不回去。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上学的地方，这里是家。”“我发现，在捷克侨民中，存在两种人：一种人喜欢朝前看，适应了当地，有了新生活；一种人总是往后看，从来没有停止过比较，一只脚还留在捷克。”他笑着说，“后一种人中，很多回国了。”

　　在西欧人眼里，东欧人的性格相当矛盾。对此，斯泰潘是如何描述的呢？“捷克人免不了承受斯拉夫的忧郁和感伤，他们不是乐观的人，这很容易理解。”他说，“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多次被入侵，二战成为痛苦的集体记忆。当德国纳粹开始四处抓人的时候，我的父亲才8岁。他们处决了我的爷爷，我的外曾祖母也是同样的命运。类似的事给捷克每一个家庭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面对任何一个渴望开始新生活的人，斯泰潘总是建议选择荷兰。他认为，荷兰社会秩序良好，人民自由温和。“其实，在上世纪60年代，荷兰更开放、更宽容。我父亲甚至在不会讲荷兰语时，就得到了临床心理医生的工作，荷兰为愿意努力工作的人们提供了机会。关于荷兰，唯一需要批评的就是它的天气。”他转了一下眼睛说。

　　提到荷兰民族精神的特点，斯泰潘引用了两句谚语，一句是“他在你的面前”，一句是“他不在嘴巴上放任何叶子”。后一句话是说，以前的演员经常会拿一片无花果树叶遮在脸上，从而保有一定程度的匿名性。用这句话来形容荷兰人的直言不讳，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嘴巴上不放树叶”的荷兰人一点也不觉得当面批评有什么不妥。“当然，荷兰人也非常灵活，欢迎也愿意妥协。”他沉思了一下说。

　　当问及什么书和电影有助于深化对荷兰文化的理解，斯泰潘说：“我喜欢海拉特·雷弗的《黄昏》。二战以后的生活就是那样，今天还在影响荷兰的精神。荷兰语不是最优美的语言，但是书里的荷兰语非常优美，这很不容易。”“还有一本书，我也非常欣赏——赫尔曼斯的《达摩克利斯的暗室》，尽管故事发生在荷兰，但探讨的问题是普世的。至于电影，我喜欢华麦丹的《阿宝》，反映了荷兰社会的‘笨拙’和魅力。”

　　最后，斯泰潘深情地说：“希望荷兰人能多一点浪漫，多一点非理性，不时做些疯狂的事情。这将是我斯拉夫的忧伤的最好解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