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而这一天正是我出生的日子。作为曲艺工作者,我骄傲的是战争爆发不到半年的时间,老一辈曲艺家们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地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开展慰问演出,为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付出了辛劳、汗水甚至生命,唱响了一曲曲可歌可泣、永载史册的英雄传奇。
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合影
一大批曲艺人慷慨奔赴前线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辟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也为曲艺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这段时期,在侯宝林、连阔如等一大批老一辈曲艺家的共同努力下,各种曲艺形式从“撂地的玩意儿”登上了艺术的殿堂,旧社会的艺人成为了党的文艺战士、人民的艺术家,曲艺人从此有了地位和尊严,焕发着强烈的主人翁意识。而这时候,朝鲜战争爆发,老一辈曲艺家把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当家作主的自豪化作了实际行动,赶赴朝鲜战场参加慰问演出,冲到了最前线。
1951年3月,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组成,内设曲艺服务大队,由北京、天津两地曲艺工作者及中国戏曲研究院曲艺工作团联合组成,连阔如任大队长,曹宝禄、侯宝林、常宝堃任副大队长,张富忱任大队政委,成员有高元钧、良小楼、魏喜奎、关学曾、孙玉奎、郭启儒、赵佩如、高凤山、孙宝才、程树棠、侯一尘等共74人,随总团开赴朝鲜战场。他们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慰问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曹宝禄赴朝慰问演出
1951年4月23日中午,常宝堃、程树棠两位艺术家在朝鲜沙里院,遭美军飞机扫射,不幸中弹,以身殉国。噩耗传来,京、津文艺界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悼念两位烈士和声讨美帝国主义侵路罪行的活动,参与人数达3万余人。这更激发了全国曲艺界同仇敌忾的决心和舍身捐躯的报国热情,一批又一批演员踏着烈士的足迹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奔赴朝鲜前线。1952年3月和1953年4月,高元钧、骆玉笙、马三立、李润杰、常宝霆等一大批曲艺演员又先后随第二届、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奔赴朝鲜前线慰问演出。高元钧随慰问团回国后毅然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这个时期广大曲艺工作者的斗志和心声。
一大批传世作品应运而生
这个时期,中国曲协的前身,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立即着手组织动员全国曲艺工作者创作演出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和歌颂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与英雄人物的曲艺作品。一大批鼓舞士气、凝聚人心、提振精神的曲艺作品应运而生,据不完全统计,留下文本可查的此类曲艺作品就达100余篇。其中,唱词《英雄黄继光》《邱少云》,山东快书《侦查英雄韩起发》《一车高粱米》《抓俘虏》,京韵大鼓《英雄梅怀青》《突破临津江》《张勇接线》《大战飞虎山》,单弦《青年英雄潘天炎》《四支枪》,数来宝《战士之家》,相声《为杜鲁门画像》《俘虏营》《说爱国》《揭穿原子弹》《吃惊病》《空中优势》等等,这些作品深受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欢迎,成为至今都被反复研究、学习、传播、表演的经典之作。
常宝堃在朝鲜战场慰问演出
用各种方式踊跃支持抗美援朝
在举国同心、众志成城的浓厚氛围中,国内曲艺界纷纷通过义演、捐款等形式资助和支持抗美援朝。如上海评弹改进协会等单位组织的宣传队进京与北京曲艺界联合开展义演活动;王本林和他创建的西安红星相声社积极筹备募捐,前后共捐资50余万元,用于购置“鲁迅号”飞机,支援前线;侯宝林等赴朝曲艺服务大队队员回国后,马不停蹄前往西北五省开展慰问宣传演出;当时的天津曲艺界人士在一块印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纪念手帕上集体签名留念,表达对前线将士的支援。曲艺界的此类义举,不胜枚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老一辈曲艺家们就是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一直以来秉承爱党爱国的优良传统,在重大历史关头、重要时间节点从没有缺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展现了曲艺人的责任与担当,彰显了曲艺的价值和优势。抗美援朝时期,他们的作品鼓舞了士气、凝聚了人心、振奋了精神。他们不仅是抗美援朝精神的讴歌者,也是抗美援朝精神的践行者。
关学曾在朝鲜前线慰问演出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时代召唤,曲艺人既要有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也要有潜心耕耘创作精品的决心与行动。作为新时代曲艺工作者、作为文艺轻骑兵,我们要时刻铭记、不断涵养、永续传承老一辈曲艺家们那种炽热浓烈的家国情怀、舍身取义的责任担当、不畏艰难的钢铁意志,继承和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积极投身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实践当中,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才情和力量!
(作者系中国曲协主席,本文图片由中国曲协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