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斐尔·桑齐奥《自画像》,乌菲齐美术馆藏
列奥纳多·达·芬奇《别号“乱发”的少女头像》,帕尔马国立美术馆藏
巴尔托罗梅奥·阿曼纳蒂《赫拉克勒斯与安提俄》,佛罗伦萨卡斯特罗的美第奇别墅藏
亘古至今,人类行进着,时而天高云淡,时而乌云四合,幸运的是,不时会有一束光芒,撕开沉重的天幕,照亮前程。这光芒不是来自天外,而是来自于人类自身的创造,这便是今天我们重回佛罗伦萨的理由。
“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名家名作”展作为意大利在中国的五年常设展之首部曲,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意大利文化遗产与活动部文物管理与开发司联合举办。4月30日,该展览结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出。10个月的展期内,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等近30家博物馆、美术馆及相关收藏机构珍藏的67件艺术珍品,为蜂拥而至的中外观众展示了佛罗伦萨的艺术创造、城市面貌和风土人情。佛罗伦萨为何能成为文艺复兴的发祥地?美术在当时为什么能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这些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创作的油画、壁画、雕塑、素描、工艺品,带领着观众在时空的长廊中、在历史的长流中、在文明的波光中,穿梭、驻足、思索。
从天国到人间
展览以独特的创意构建起“意大利空间”:三个展览组成部分,以展墙的颜色分别呈现绿、白、红三色。这三种颜色与今日意大利国旗的颜色相一致,据说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流行色。这或许从一个小侧面反映了文艺复兴对于意大利的重要性所在——作为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它以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为核心的人文主义,奠定了欧洲近代文明的精神基础。
十五世纪,古代研究在开放、富庶的佛罗伦萨演化为文化发展的引擎:新兴资产阶级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借助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宣扬人文主义精神,以冲破中世纪以来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封建神学思想。这种以知识、精神、人性的解放为核心的“复兴”理想,从文学出发,影响到哲学、艺术和史学等领域,并在美术和建筑作品中得到了艺术的体现。
广场,作为意大利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是意大利社会的缩影。在展品《佛罗伦萨大教堂广场上的宗教游行》中,人们可以看到佛罗伦萨历史、市政、宗教和艺术的交织与重叠。《苏珊娜的故事》,则表现了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街景和城市的劳作,多姿多彩的市集上人来人往,少女穿着丝质衣裳,色彩不一的建筑墙面变得明朗欢快,不再是中世纪塔楼住宅的典型特征。
宗教题材仍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题材。这一时期的创作将宗教中的人物从天国拉回了人间,并加入了对抒情、自然景观的运用,与神话题材和世俗题材一样,更多地展现了人的情感与面貌。展览中,桑德罗·波提切利的壁画《斯卡拉圣马丁医院的天使报喜》、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的油画《圣母、圣子和幼年圣约翰》等画作,以及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绘画《别号“乱发”的少女头像》、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大卫—阿波罗》、桑德罗·波提切利的油画《维纳斯》等作品,都以新颖、高超的绘画技巧,描绘出更为人性化、世俗化也更为生动的人物形象。在这里,神性中闪现着人性的光辉,人也具有了博大、永恒的神圣感,人性与神性不再是对立的存在,而是和谐的统一,艺术审美情感与宗教情感融为一体,神性与人性成为艺术的两翼,从而成就了文艺复兴美术的辉煌。
文艺复兴时期,造型艺术还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结合起来,通过实践和探索,取得了科学的地位,完成着从象征到摹写的决定性转变。借助于线性透视和空气透视的发现与运用,绘画获得了更强的立体感和空间感,在菲利波·利比的油画《天使报喜》中,画家对透视学的掌握得到了充分体现;借助于人体解剖知识的精确研究,绘画和雕塑中人的形象更为鲜活,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等雕塑就是把人体解剖学应用于艺术创作的典范,在展品《赫拉克勒斯与安提俄》中,充分展现了当时的艺术家融解剖知识于创作的娴熟;油画材料和技法的改良,也大大提高了艺术表现力,均匀温暖的色彩,对称的三角形构图,景色与人物的紧密结合,创生出美的法则,呈现出一个和谐理想的艺术世界。科学探索的精神让艺术家以更加冷静的方式观察世界、思考艺术,绘画也由此渐渐从宗教艺术中脱离出来,独立于雕塑、建筑之外,最终成为了一门真正的艺术。
从宫阙到民间
在佛罗伦萨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和教堂,与艺术相关的领地里,几乎都能看到一种有6个圆球点缀的盾状族徽,随处可见一个名字——Medici,那代表着和文艺复兴一同载入史册的美第奇家族。
事实上,今天存世的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包括此次展览的展品,许多都是美第奇家族的收藏,其中不少肖像和雕塑就是专门为这个家族的成员创作的,而展品最主要的来源——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也是这个家族的遗产,收纳了美第奇家族的主要藏品,被誉为“宝库”。在以“文艺复兴肇始至豪华者洛伦佐的辞世”为主题的展览第一部分,对佛罗伦萨历史具有断代意义的“豪华者洛伦佐”,便是洛伦佐·德·美第奇——文艺复兴盛期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最著名的艺术赞助人。
十三至十四世纪的佛罗伦萨,人口和经济剧增,成为欧洲最富庶的城邦之一和意大利文化创新的中心,城市的统治落在强大的产业同盟和行会手中。以金融业务发家的美第奇家族,是佛罗伦萨十三至十七世纪在欧洲拥有强大势力的名门望族。美第奇银行曾是欧洲最兴旺的银行之一。他们赞助亲王、教皇和皇室成员,建立了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和外交网络,一跃成为这座城市的统治者,并成为艺术家富有修养的庇护人,马萨乔、多那太罗、波提切利、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提香等其时最伟大的艺术家都云集左右,对西方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艺术赞助是推动十四至十六世纪西方艺术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正如贡布里希1960年对美第奇家族早期赞助的研究所表明的,直至十五世纪,艺术作品还是捐赠人的作品。尽管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地位比以前有了明显提高,但赞助人依然控制着题材和媒介。正因如此,文艺复兴时期几乎所有的重要艺术品都是订制的,而非纯粹的艺术创作。因此,作品体现的往往是赞助者的意愿与审美趣味。赞助人对艺术品的态度,影响着艺术家的生存及艺术的发展。
对文艺的资助,除了审美愉悦,以及宣传、慈善或纪念性等用途,还是显耀并加强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此外,在中世纪,对财富的追求和占有,与将禁欲和谦卑作为终极目标的宗教教义背道而驰,宗教性的艺术赞助能够使感到自身有罪的富人,在宗教与财富之间寻找到平衡。正因如此,市民团体,宗教团体,欧洲和意大利境内大大小小的王国、公国和的宫廷,一些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富有家族和个人,在文艺复兴时期,不少都充当起艺术赞助者和保护者的角色,许多教皇、主教,也都是重要的艺术赞助人。其中,美第奇家族留下的时代印记最深。
美第奇家族诞生过三位教皇、两位法国王后、数位大公。其中,利奥十世是文艺复兴时期历任教皇中最重要的两位艺术赞助者之一。科西莫·德·美第奇与洛伦佐·德·美第奇则堪称当时佛罗伦萨辉煌艺术成就的间接“缔造者”:科西莫开艺术赞助的先河,引得许多王公贵族争相模仿,加上城市生活的日益世俗化,推助了民间赞助的风气,非宗教的赞助行为也日益占据重要比重;洛伦佐则是一位具有较高文学品位的政治家、诗人,他大力赞助诗人、古典文化学者和艺术家,他的宫殿、别墅成了各界人士的集聚中心,为思想的碰撞创造了环境和氛围。在他们的带动下,一批对人文主义和艺术充满热情并有着独到眼光的赞助者,与杰出艺术家一道,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推向了顶峰。
虽然十五、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在政治上四分五裂,战乱频仍,却没有妨碍文艺复兴的进程;虽然曾数次遭遇驱逐,但美第奇家族却以4个世纪里十几代族人的兴衰,统治了佛罗伦萨三百年之久,为城市留下了建筑、绘画、雕塑等传世佳作,使佛罗伦萨成为全世界向往的艺术圣地。他们赞助了艺术,也推进了文明和历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