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本来和上个世纪80年代“文化寻根”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最近，当看完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后，我突然意识到，“寻根”这两个字与新时期以来众多改编“红色经典”作品放置在一起，同样有着可能的合适性。
不可否认，这是一个色彩缤纷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欲望和想象的年代。无论是物质消费还是精神生活，人们可能的选择更加多元，人生的轨迹也因此多种多样。问题是，多元与多样带来的似乎不仅仅是选择的方便，还有选择的艰难，作别传统的不安，对不确定性的焦虑……多元文化覆盖下的心灵呼唤，恰恰是对精神支柱的强烈要求。在这一背景下，那些重温红色经典、改编红色经典的文化产品，尽管被诸多文化形态所裹挟，尽管当中也曾出现过饱受争议和质疑的案例，但更多红色经典的当代呈现，让人们看到的是对英雄的歌颂，对历史沧桑的咏叹，让人备受鼓舞和激励，让人似乎从漫无边际的森林中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正如福柯所说：“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时代。”改编后的“红色经典”尽管超越了曾经的表现形式，但其反映的历史无法改变，其反映出的精神意蕴也是永恒的。从一定程度上说，重演红色经典，就是在重演我们的来路，就是在激活我们精神世界里那些最宝贵的因子。这不正是寻根的核心价值所在吗？
然而，纵观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改编“红色经典”的作品，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是，怎样的改编才算是成功的改编。对此，文艺理论界曾经有过较多的讨论，总结起来主要是坚持名著改写必须尊重原作的基本创作精神；张扬改写者的主体意识，要以原作的故事框架为前提，如此等等。
在笔者看来，抛开具体的改编技巧不谈，红色经典改编的成功与否，最关键的还是要看广大受众的接受程度。具体来说，就是要在经典作品和现代受众当中建立一个可以对话的平台。通过对话，让历史和精神不着痕迹地升华到美的境界，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区隔，进而实现心理与精神的深度交流。这个平台搭建得好，改编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当然，搭建这个平台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充分利用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比如通过改变语言表达方式等，不管采取哪些方式，最根本的还是要让作品中人物的言行及其表达的精神意蕴，转化为现代受众可以理解的形式。
寻根不是怀旧，改编“红色经典”所反映出的寻根意识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当代意识。笔者觉得，艺术家们改编“红色经典”的原动力，在于对“红色经典”精神意蕴的高度认同，对当代社会文化的深切感知与积极参与。透过那些拂去岁月尘埃的经典作品，人们更加理解了这些“红色经典”为什么曾经支撑起数代人的精神和信仰，为什么能够曾经激发起如此强大的革命热忱。在这一过程当中，个体得到的是激励鼓舞，而文化得到的是一种精神基因的传承。我们民族精神坚持真理、追求进步、崇尚英雄、坚贞爱国等多种因子，被更加清晰地张扬起来。此时，类似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等众多作品，被赋予了更多文化层面的使命与理想，并在这种使命与理想的实现当中，完成了对整个文化生态的积极建构。在不断地坚守、探索和创新当中，它们汩汩流淌在中国当代文化的多元版图上，不断沁入各个生活空间。这种流动，让多元化的文化体格有了更加坚挺的筋骨；这种沁入，或浅或深，都让一种文化的整体面貌发生着悄无声息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