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1921》监制兼导演黄建新在拍摄现场

　　电影《1921》今日上映，重现了中共一大召开这段人们较为熟知的历史。对于主旋律题材电影的创作，导演黄建新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比如过去十多年间拍摄的影片《建党伟业》《建国大业》等。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历史节点， 《1921》与以往的拍摄有什么不同，在叙事方法以及叙事结构上有什么特点和创新？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电影《1921》的监制兼导演黄建新。

　　《建党伟业》是拍历史，《1921》是拍人

　　“从写实的角度看，电影是无法超越书本的——书籍可以记载更详实的细节，比如历史人物在具体时间里完成了什么样的人生轨迹，这是电影无法实现的。”在导演黄建新看来，电影是一系列视觉流动体系所创造出来的精神现象，其核心是人。

　　曾经有人评价《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可以当作历史纪录片来看，黄建新表示不太赞同，他说，电影不是历史，所以这次拍《1921》，他选择拍人。“《建党伟业》是从1911年武昌起义讲起，以孙中山这个人物为叙事起点，从孙中山到袁世凯再到张勋，在这一系列历史人物串起的历史大事件中看中国的走向，最后一直拍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在拍摄《建党伟业》时，我们秉承了宏大的叙事方式，很难兼顾到仔细描摹每个人的个性。影片里的人物没有一个有从始至终的性格走向，只能用白描的手法简单覆盖一下个体。”黄建新说，对比这两部影片，《1921》是另外一种人物表现手法，“这次我们想要用‘电影’独特的方式展现电影，这是我一直的梦想”。黄建新说，《1921》是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拍的，希望通过表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最早一批共产党员的精神世界，为观众呈现一段丰富的历程、展示一种追求和向往。“我们深入人物内心，你会发现，身处不同历史时期的共产党人，有一种宝贵的精神贯穿始终，这种精神是互通的，是穿越时空、超越历史的，这是一种传承。 ”

　　“如果说《建党伟业》拍历史，《1921》就是拍人。人怎么拍？要依靠细节。”黄建新说，细节就等于确信度。对于电影来说，细节是通道，它有时候是情感通道，有时候是叙事通道，有时候是交流通道。这部影片的故事情节与事实的匹配度非常高，给创作者在艺术表达上留出了很大的空间，可以更加充分地刻画人物、传递精神，比如影片中李达夫妇请毛泽东吃饭时的一场对话。经年之后，看过电影的观众可能会忘记一些情节，但他们一定会记得在《1921》里王会悟的女性力量，以及她和李达的革命爱情，会记得青年毛泽东奔跑的表情和步伐，会记得那些年轻的中共一大代表在谈论理想之外，附着在其生命之上的美好。

　　国际化与“正青春”

　　《建党伟业》采用宏大叙事，用大事件、关键人物和历史节点作为核心，如果把1921年这一年放大为一部电影，如何让它和宏大建立关系，是黄建新一直思考的问题。在创作团队的一次讨论会上，一句大家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摆在了大家面前。“全世界”3个字为黄建新打开了思路。“1921年的中国实际上具有世界背景，顺着这条线会发现有很多关联：比如孙中山与列宁保持着联系；比如十月革命爆发后共产国际向全世界输出革命思想，实践马克思主义等等。马林就是受列宁的指派来到上海，马林的到来不只是为了中国共产党，他与其他国家的先进组织都在上海这个具有租界文化的地方产生交集，这一切给我们暗示了一个国际化问题的存在，这也为我们找到了电影表现的一个维度。 ”黄建新说。

　　而这部电影较为少见地选择了李达作为主线人物之一，正是对《1921》国际化的叙事视角的一种体现。以国际革命文化的背景来看，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是具备必然性的。上海这座城市自然而然地肩负着组织方的角色，而其中承担会议筹备工作的主要人物就是李达。不仅如此，李达懂多门外语，他和马林对话可以直接用英语。

　　“在我们统计一大代表年龄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我们一直在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复兴就代表了一种年轻化，我们希望自己的国家以一种年轻、充满活力的姿态矗立在世界面前，能够与百年之前的那群年轻人同频共振、连接起一百年之间的我们和他们。于是，‘正青春’就成了这部电影所表现的第二个维度。 ”黄建新说。

　　如果要表现青春，就不能是沉默寡言，不能是不活跃的。正因为他们是活跃的，他们才有新思想，他们身上会自然而然地洋溢着生命最旺盛阶段的力量，这是一种生命本能与理想结合的状态和形象。“任何一个艺术形象，都是理想、信仰、思想、生命、行为的综合体，这样才能出现典型的形象。和《建党伟业》表现大的时代走向不同，我们今天展现的是历史中具体的人物。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有日常生活，比如吃饭也有忌口。他们身上所有的日常生活都是综合生命力的外露。对于这些，其实我们以前做得不够，以前大多是从伟大思想和伟大信仰的角度塑造人物，像这种灵动、细腻、通达、交融的细微感觉比较少。 ”

　　《1921》希望能在有限空间里展现人物不一样的一面。“比如，中共一大代表中那3个最年轻的人初到上海好奇地跑到大世界，但一开会马上又会拍桌子瞪眼，为了真理辩驳和争论，这就是年轻生命自身的魅力。 ”黄建新说，“这部戏里很多演员都是在校大学生，因为从他们的眼神里能看得见憧憬。 ”正是这些细节让观众感受到了活生生的人，可以跟我们传递情感，传颂理想，促使我们想走近他们、触摸他们、了解他们。

　　用诗意表达致敬先辈

　　电影拍到最后，中共一大代表中那些年轻的生命，很多都牺牲了，毛泽东那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一直萦绕在黄建新的心头，“他们在追寻理想或者信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把生命绑到了革命的战车上。这让我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敬仰之情，也成为我们创作的最原始的动力，同时也为这部戏诗意化的表达提供了依据。 ”黄建新说。《1921》用了新的电影语言，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叙事，它有很多意象化的段落。影片特意没有按照物理的线性时间顺序来讲故事，而是按照建党进程的心理活动来推进。黄建新说，现代电影倾向于视角的转换，不停留在一个客观视角，这是年轻观众特别容易跟随的东西。

　　黄建新说，“我们大胆试了一下，影片一开始陈独秀回顾历史，我不想写成冷静旁白，于是用了6个时空来表现这一段。一开始是开窗户，一双陈独秀的眼睛，那是即将从监狱获释的时刻，打开之后，镜头回到1840年，然后讲到五四运动，再接着李大钊自己上街，陈独秀五四运动以后散传单被抓，再到李大钊迎接他，再回来他们俩在监狱见面等等。其实这6个时空呈现的仍然是一个时空，在影像表达的世界里，过去时、未来时、想象时，都是现在时。如果把所有东西都当现在时来看待，是可以讲清楚的。我们就是要用心理因素的衔接代替物理时空的衔接，这样能给电影带来一点新鲜感，不会觉得那么冗长和老套。 ”

　　《1921》中还有一段呈现毛泽东跑步的片段，通过一些象征性、艺术性的手法进行表现，同时剥离实际的场景。“在奔跑中毛泽东进入了他的主观世界，我们拍了毛泽东从南京路一路跑到外滩，中间他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有对革命理想的认知，表达了一段特别意识流的状态。他跑步的配乐，跑步的节奏、步幅都经过精确的计算，使之加在一起可以跟观影观众的心理律动合一，与观众产生心理共振。只有这样才会激活观众心理的潜意识，产生力量，观众会在这瞬间爆发的情绪联想中，无限增加共鸣进去。这里面有心理学因素、美学因素、还有象征主义。 ”黄建新说。“我们为什么说这是2021年建党100周年拍的《1921》，而不是任何一个时期的《1921》，就是为了与现在的观众共情，共同阅读、共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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