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榆树下的故事在继续

——从下水泉村《村史》看城镇化应尊重群众情感

　　城镇化进程中，除了“把农民连根拔起”之外，还有一个选项是：就地城镇化。

　　愿迁，愿留？除了政府规划，不妨再听听农民意见。

　　在举办过沈阳世园会的棋盘山脚下，在长眠着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东边，有一个美丽的村庄——下水泉村。如今，下水泉村只留下一株500多年的古榆树，被一圈蓝色的彩钢板围着，孤零零地站在高大的水泥搅拌机下，巨大的树杈因为失去了支撑，无力地垂在地上。

孙培相和祝铁砚再次来到古榆树下。毕玉才摄

　　3月20日是春分，69岁的孙培相和67岁的祝铁砚，挤过彩钢的缝隙，踩着泥泞的道路，再一次来到古榆树下，抚摸着古榆树老人一样皴裂的皮肤，眼睛潮湿。

　　在村子里住了一辈子，一草一木都有感情

　　从清初李姓人家迁入此地，下水泉村已有300多年历史。

　　如今，家住实验场小区的孙培相，在自己进城后新买的楼房里，向记者讲述着村子动迁的经过，“动迁得特别快，2006年5月份通知，11月份整个村子就扒没了。”

　　曾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做过区委副书记、于洪区做过副区长的李吉祯老人，是从《华商晨报》上看到的村庄动迁消息。“见报后，再也不能迟疑了，赶紧前去向生我养我的故乡做一次告别。进村后，只见人们都在忙着，有的房子已经拆掉，许多人家已经搬走，想拜访一些亲朋老友，然而听到的回答都是‘不认识’‘不知道’‘早搬走了’……唉，一声叹息：少小离家老大回，村容户貌今已非。乡音未改家园变，相问不知谁是谁。”

　　“老人不爱走，年轻人愿意。”祝铁砚对记者说，“在村子里住了一辈子，一草一木都有感情，一砖一瓦都是故事。”

　　村子没了，500多岁的古榆树不能死

　　村子没了，500多岁的古榆树形单影只地站在断壁残垣之间。一天，一辆小货车来到古榆树边，下来几个小伙子，连刨带拽，挖出古榆树干枯的树芯，装车后一溜儿烟跑了。

　　这一幕，恰好被英达社区环卫女工赵大姐看见，赶紧通知了下水泉村的村民。“我们几个老伙计，当即打车赶到现场。”孙培相跟记者边说边比划，“榆树芯被掏走，露出一个大窟窿；支撑树的铁棍被抽走，一根大杈无力地垂在地上。”

　　几个人找当地派出所，找管委会，找林业派出所，找来找去没有下文。老哥儿几个无奈，找来了辽宁电视台记者。记者带来了沈阳市的园林专家李作文。专家参照沈阳福陵、新宾赫图阿拉城的古榆，再结合这株古榆的“生命体征”，认定这株老榆树的树龄至少在500年以上，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古树，录入《沈阳古树志》。

　　有了专家鉴定，保护古榆就有了法律依据。孙培相、祝铁砚、朱普群等老人，在记者帮助下，找到棋盘山管委会。管委会按照老人要求，在古榆树被掏空的树芯中灌上了水泥，四周砌上护台。几个人一有时间就到树下看看，草多了，拔一拔；生虫子了，打点药。祝铁砚说：“全村人跟古榆树感情深着呢。逢年过节，村民们都要回村看看古榆，尽管村子已经不在了。平时，路过这里，时间再紧，也要折过来，到古榆下停一停。”

　　如果我们不去写，历史就是一部缺皮少页的书

　　如今的下水泉村，除了古榆树四周被蓝色的彩钢板围了起来，里面立着一个高高的水泥搅拌机，其余地方并没有开发。孙培相和祝铁砚两位老人，站在蒿草丛生的废墟上，向记者指点着哪儿曾是自己的住宅，哪儿是自己的葡萄园。

　　“现在，人们还能找到自己的家，可是，再过10年、20年，人们还会记起下水泉么？”孙培相、周全民、祝铁砚、祝普群、李春文、赵荣堂6位老人，越想越觉得难过，“不能让这300多年历史就这么轻易抹去，如果我们不去写，下水泉就是一部缺皮少页的书。”

　　6位老人重新拿起笔，进城下乡，走东家串西家，燕子衔泥一样收集村子的历史。忙活两个多月，写成一本《下水泉村村史》，每人拿出300元，在沈阳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成书，分发给分散在各处的乡亲。乡亲们看了，意犹未尽，说“你们写得太简单了。”于是又有了第二本书：《下水泉村的人和事》。

　　即便是对那些有“历史污点”的人，《村史》里也不乏客观的记述。党员袁富伦，解放后一直担任队长、村支书，有一年天下大雨，粮仓进水，为防止粮食烂在仓里，私自决定，把粮食给乡亲们分了。后来因“瞒产私分”罪名被批判，上吊自杀。《村史》没有回避，客观再现。读了《村史》，76岁的袁富伦女儿声泪俱下。“没有埋汰谁，也没埋没谁。”这是老人对这本书的由衷评价。

　　“水泉无限美，故乡不复存。诸君苦琢字，更为后来人。”孙培相老人在《下水泉村史》里，用诗歌表达了6位老人的初衷。

　　“把农民连根拔起”是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也是城镇化

　　离开古榆树，路过中水泉村。同下水泉村一样，中水泉村也已被夷为平地，只是在原来村址不远处，管委会为村民盖起了动迁楼。“下水泉和中水泉的大部分村民，都被安排在了这片楼里，其余零零散散的，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孙培相告诉记者，一些村民上楼后，依然保存着村里的生活习惯，扩边展沿找块地，开个荒，种点菜。

　　村民们割舍不下的，或许不仅仅是房子，是树，更是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这种鸡犬相闻、邻里相伴的文化氛围。

　　下水泉村的祝普群老人写的一首《路遇故乡人》，清晰表述了农民的这种情绪：“行路偶遇故乡人，相对执手倍觉亲。不言当年恩怨事，急问众邻迁何村。”

　　乡村，不仅关系着物质文明的传承，还关系着人们的心灵归宿。既然土地能让人心灵宁静，那么，在城镇化的进程中，除了“把农民连根拔起”的方式之外，又多了一个选项，那就是：就地城镇化。

　　愿迁，愿留？除了政府规划，不妨再听听农民意见。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农村居民点迁建和村庄撤并，必须尊重农民意愿，经村民会议同意。不提倡、不鼓励在城镇规划区外拆并村庄、建设大规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或许深意也在于此。 （光明日报记者毕玉才 光明日报特约记者 刘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