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理论百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评协第二届理论委员会成立仪式在京举办

　　6月27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二届理论委员会、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主办的“典型理论百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二届理论委员会成立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典型”是现代中国文艺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典型理论的百年旅行对现代中国文艺观念与文艺评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次研讨会的召开旨在对典型理论的内涵、典型概念与现代中国文艺观念与批评实践、各门类艺术中的典型人物及典型化等问题进行讨论，为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与评论的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借鉴。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宣布第二届理论委员会组织原则、委员职责与工作内容。20位专家学者、专委会委员代表作主题交流发言。

　　“‘典型’是文艺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基石。‘典型’理论进入中国，对现当代中国文艺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推动了百年中国文学艺术创作与评论的繁荣进步。”徐粤春认为，回顾、总结、研究和发展“典型”理论，对于在新时代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他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二届理论委员会今后的工作开展提出三点建议：把握文艺理论评论的导向性，不断推动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建设；增强文艺理论研究的实践性，从火热的文艺实践出发，不断增强文艺理论的现实品格和指导价值；发挥理论委员会的能动性，充分激发专委会的活力。

　　王一川认为，要以“四方之志”，汇通“四方”资源，合力进行文艺评论行业建设：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行业指导；以艺术门类创作制作实践为行业基础；以批评学科制度建设为行业路标；以思想文化资源为行业滋养。汇聚这四方资源，有助于形成今天需要的文艺评论个性品格，在文艺评论工作中完成应当承担的任务。

　　“夏衍先生曾经说过，每一个典型环境、典型时代都有典型场景，一定要抓住。他认为能否把握真实，是艺术家成功与否的关键。”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丁亚平强调了作品中“典型环境”的真实的重要性。此外，更重要的是典型人物的真实，典型人物身上既需要有时代、社会的烙印，更要有人物自身的“典型性格”。“典型形象是丰富多元的，既可以是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伟大领袖人物，也可以是焦裕禄、郎平这样的当代生活中的模范典型，还可以是李焕英这样的平凡人物代表。”丁亚平说。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震阐述了“典型的诞生”。他认为，“典型”产生于协同建构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某个时代某个地点的某个艺术家的某个作品中完成的典型艺术形象，只是“典型”建构过程中的起点，它还会经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艺术家跨媒介、跨文体、跨艺术门类的再创造，也会经历理论家、评论家们的阐释与再阐释以及社会公众、公共舆论的不断形塑，最后才能成为一个协同建造出来的“典型”。李震通过典型建构理论呼吁大家深入发掘中华文明史中具有典型性的艺术形象，扩大我们的文艺画廊，同时自觉地创造新时代典型形象、树立典型标杆，“因为典型是艺术创作品质的标志”。

　　如何创作真正的典型人物？山西省作协一级作家段崇轩认为，典型人物的创造与创作方法紧密结合。他说，创作方法、思潮有很多，如最基本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不同的创作手法和理念会创造出不同特质的典型人物。“今天创作典型，可以尝试打破创作手法的界线，如毕飞宇的小说《推拿》、金宇澄的《繁花》等等，调动多种创作手法，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元素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典型文本。”

　　王一川认为，展望未来，典型理论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其一，把典型理论放到整个中国艺术理论的语境中去考察，在兼顾中国艺术理论体系中的其他理论的过程中发现典型理论的新内涵。其二，研究在“典型”的旁边已经同时在生长的那些可以同典型形象相媲美而又不同的艺术形象。其三，研究典型范畴的规定性已经和正在出现的新内涵。“在当代中国新的社会条件下，典型范畴也会面临新的问题，例如，它也许会引领我们透过艺术作品中的典型形象去寻找其中包含的社会公平正义等意义蕴藉，有助于满足当代中国人对集体性、普遍性等价值的再度追求。典型理论研究需要迈向一个新起点。”王一川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