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在复旦大学葛兆光和南京大学张伯伟等先生的倡导下，掀起了一股新的学术热潮，这就是葛先生所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与张先生所提倡的“异域之眼”。葛先生重史学，张先生重文学，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研究的视角由西方转向东亚，研究资料则是域外汉籍，研究对象依然还是中国本身。这是新世纪的新学术取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

　　东亚汉籍之价值与研究之必要 

　　东亚是一个有别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区域，这是因为它有着自身完全不同的特点。德国哲学家卡尔·亚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时代”的理论，指出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时期，几乎同时在印度、西方和中国出现了精神的自觉，涌现了一批伟大的哲学家，产生了我们至今仍在思考的各种基本问题，创立了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宗教。生活在轴心期三个地区以外的民族，或与之保持差距，或与之有所接触，并被拖入其历史过程。东亚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就先后被拖入了以中国为轴心的东亚文明之中。也正因如此，东亚世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历史景象，诚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所言东亚世界的“四大支柱”：汉字、儒教、佛教和法律系统，构成了东亚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特点。汉字则是最为基础的“支柱”，正因为有了汉字，流传下来丰富的汉籍，成为东亚世界共同的财富。亚斯贝斯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当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学术与历史走向时，尤其是在西方理论和话语冲击之下，我们越来越迷失的时候，放眼东亚，发现有如此丰富的域外汉籍，几乎还处于我们主流学术关怀之外，这不仅是我们学术上的失误，也使我们对自身的认识有所局限，因此，域外汉籍的研究，不仅可以带来新的丰富资料，开阔研究视野，矫正我们认识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可以将中国学术引向一个新的时代。

　　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张伯伟先生在《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都提到过，传统的中国是完全“在中国发现历史”，天朝上国的傲慢使得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周边的历史，对于自身历史的认识也缺乏一种参照对象，因而不乏片面与偏见。20世纪初所建立的现代学术，则完全是在西方学术体系下建立的，西方的理论既是我们学术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认识结论的评判标准，尽管它有很大的贡献，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迷失自我的学术。有着共同历史背景的东亚，有着相似的文化观念，历史中彼此共存，文献中记载着彼此，留存下来丰富的汉籍，把东亚汉籍作为研究的新视角，不仅可以拨开“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迷雾，也可以打破西方话语的垄断，从而将中国学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东亚汉籍与明清史研究 

　　最近十余年来，笔者一直关注明清中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日本和朝鲜的关系问题，不妨以此为例略作说明。明代发生了一场持续七年的战争——明代抗倭援朝战争（从1592年到1599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战争，是近世东亚所发生的第一场涉及三国的战争，对于中国历史以及东亚世界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有人说正是因为明朝在这场战争中伤筋动骨，因此战争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就灭亡了，建州女真乘着这个间隙逐渐强大起来，最终取代明朝，成为入主中原的新王朝。奇怪的是，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对这场战争的研究非常少，除了台湾学者李光涛编过《壬辰倭乱史料》和《万历二十三年明朝册封日本考》等资料性的著作外，其他真正全面系统的学术论著几乎没有。但是在韩国和日本则有非常深入系统的研究，韩国研究成果甚多，1967年就出版了李炯锡三卷本《壬辰战乱史》，全书2000多页，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亲自题写书名，此后专题研究非常之多，论著不胜枚举。日本研究的著作也十分丰富，以北岛万次、三鬼清一郎、贯井正之等一批学者为代表，出版了系列论著。即便在西方学界，也不时能见到有关这场战争的论著出版。但在我们这边，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著作至今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最近终于有了答案。事实上，从明朝开始，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与记载就存在问题，中国学术界对这场战争的认识至今仍模糊不清。

　　首先，明朝史家从来都是把它看成是与万历年间平定宁夏哱拜之役、平定播州杨应龙之役相提并论的“万历三大征”之一，即如茅瑞徵的《万历三大征考》。这就是“从中国历史出发”，而不是具有从东亚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去记录这场战争的历史。当时官修的《明神宗实录》对这场战争的记载一鳞半爪，因为作为天朝上国的实录，记录本朝皇帝起居、本朝政事、制度沿革、官员任免等内容才是最为关键的。即便记载明军在朝鲜半岛的战事情况，也是因为涉及将领的任免与奖赏，才给予一定的关注，而对于整个战争的历程，并不重视，史料挂一漏万，粗疏零乱。

　　其次，更重要的是，不仅史料错误百出，对这场战争的评价也基本错误。只要稍稍将朝方史料与明朝史料对照，会发现即便是同一个人物、同一件事情，记载迥然不同，评价天壤之别。如杨镐，作为壬辰战争的明朝经略，明朝史料把他写成是贪功冒饷的庸才，而《朝鲜宣祖实录》等史料中则处处对他加以称颂，赞颂他是“再造藩邦”的名将。因为《明实录》的编撰者，往往借机党同伐异，甚至颠倒黑白，故意歪曲事实。明朝实录“不实”的问题，不少明代史家就曾加以批评。就杨镐的史事来说，明兵部主事丁应泰弹劾杨镐“贪功冒饷”，但是朝鲜国王、明军总督邢玠、监军御史陈效以及诸多将领，纷纷上疏为他辩白。明廷中因为党争，首辅与次辅的斗争、主战派与主和派的角逐，致使杨镐被罢免。朝鲜君臣则认为这是十足的冤案，可是无法改变明廷的决定。《明神宗实录》的编修，在萨尔浒之战之后，杨镐因萨尔浒战败而被下狱，所以《明神宗实录》在叙述杨镐时，依从丁应泰之说法，且只详载丁应泰疏文，其他材料一概略之。相比其他史料而言，《明实录》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以后史书依从的范本。以后的史书，无论是《国榷》《明史纪事本末》，还是《明史》《明通鉴》，基本上是因袭《明神宗实录》的说法，或多多少少作局部修补，于是不仅否定杨镐的战功，进而否定整场战争的作用，《明史·朝鲜传》竟然如此论定：“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可是翻开《朝鲜王朝实录》，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就会完全不同。

　　第三，当前中国明史学界对于此次战争的研究，大多以明清史料为主，所运用的史料是片面的，对战争的认识也是片面的，最终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研究成果也十分有限。可见，对于明代抗倭援朝战争，必须要打开眼界，全面占有各方的资料，充分利用域外汉籍资料，与中国明清史资料，进行互证比勘，去除疑误，消除偏见，才有可能将真正的历史呈现出来。

　　此外，明清易代史是明清史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除了明清间的战争研究外，对于明清之间的传承，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向来认为“清承明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并不全面，因为明清之间，既有继承，也有断裂。一定层面上，断裂的因素可能更大些。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东亚的角度来考虑，运用域外的汉籍资料，就可以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结论。即从朝鲜王朝与明清两朝的关系上看，断裂的因素远远大于传承，尽管从形式上看，并无太大变化，但朝鲜王朝对明朝采取的是“慕华事大”政策；对于清朝则采取“华夷观”的视角，带有“尊周攘夷”的心态。但是这些资料在中国史料中几乎看不到，却大量存在朝鲜王朝的史籍中，因此域外汉籍资料，不正可以进一步推动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吗？而现在美国中国学界掀起的所谓“新清史”热潮，也正是从满文和域外汉籍等文献中，发现许多中国汉籍资料中不存的资料，重新解读清史。他们的结论需加以审视，但是研究视角值得关注。

　　东亚汉籍与中国史学史研究 

　　域外汉籍也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既可以丰富对中国史学史的了解，也可以扩大中国史学史的范畴，甚至重新认识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

　　东亚汉文化圈中，史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的中国史学对朝鲜、日本和越南的古代史学有着深刻的影响，几乎每一部重要的中国史籍，都传到了东亚其他国家，并且广受重视，成为他们习读历史的重要典籍，而他们所编修的史书，也基本上效法中国史书体裁。即以朝鲜王朝为例，朝鲜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完全效法中国史书，只是某些史书中体裁有所变通，如在郑麟趾《高丽史》中，不列本纪而设世家。在日本和越南也几乎类似，日本的《日本书纪》等“六国史”就是模仿中国正史和编年体史编成的，《大日本史》和越南《大越史记全书》也是效法中国纪传体史书而编撰的。但以往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对于这些内容几乎未曾涉及。利用域外汉籍不仅可以弥补这一学术空白，而且考察周边各国传统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吸收与变更，可以进一步推进中国传统史学史的研究。

　　更重要的是，有些中国历史上的史书如今几乎不为人所知，但传到朝鲜、日本和越南后，却成为人所共知的重要典籍。即如元朝曾先之编撰的《十八史略》，其基本内容是按朝代、时间顺序，以帝王为中心叙述上古至南宋末年的史事。元明时期，曾作为私塾中启蒙性的历史读本，最初篇帙仅为二卷，后不断经人注释、续编，在元明之际一度流传非常广，并传到朝鲜、日本，成为他们习读历史的重要书籍，至今依然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是在中国，清朝以后则几乎不为人所知，至今在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几乎无人提及。对于这样的史书考察，既可以弥补中国资料的不足，又可以进一步深化中国史学的研究。

　　总之，这样的问题不胜枚举，东亚汉籍，不仅大大丰富了我们的学术资源，更重要的是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野，去除某些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迷雾，深入发掘域外汉籍资料，一定可以推进许多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重建新的历史认识，进而推进中国学术的发展。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