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海鹰，男，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1级博士生。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孔传〈古文尚书〉渊源与成书问题探论》。 

　　 博士导师：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黄怀信 

　　 通讯评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梁 涛       清华大学教授   曹 峰 

　　《古文尚书》问题是学术史上的重大课题，清代《古文尚书》辨伪的范式、方法与结论尤为后世学界推重。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古文尚书》案提出反思和质疑，特别对其辨伪证据进行检讨和再辨证。与此同时，这些反思、辨证也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反质疑，呈现纠葛状态。张政烺先生曾讲：“什么时候挖出《尚书》就好了。”至今虽未有《尚书》完本出土，但我们认为，有必要借助出土文献，首先是其中征引《尚书》的部分，更换视角，对《古文尚书》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一、出土文献与对古书的反思 

　　二十世纪初以来，甲骨卜辞、铜器铭文以及简牍、帛书等地下文献相继问世，并推动学界对相关问题进行反思和新认识。王国维先生通观学术源流，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卓越论断。在研究实践基础上，王氏提出“二重证据法”，即据地下之新材料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从而“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并指出“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实际已暗示其对古文献疑辨过激的质疑和反思。在近代背景下，此学术理念对重新考察古文献问题深具启发意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批与传世典籍相关的竹简、帛书相继问世，使许多被疑为伪托或后出的古书获得“平反”。同时，这些新材料使许多战国、秦汉间的部分书籍原貌呈现于世，一些文本甚至形成相对连续的演进序列，引发人们更多地思考古书成书及其体例等问题。

　　参照简帛古书，一些学者认识到，古书的最终形成往往要经过复杂的过程。李学勤先生提倡对古书进行新的、第二次的反思，并总结古书成书过程中十种值得注意的情况，包括佚失无存，名亡实存，为今书一部，经后人增广、修改、重编、合编，以及篇章单行，异本并存，改换文字，等等。李零先生在余嘉锡先生所讲古书通例、李先生对古书的反思基础上，依据简帛古书，对古书体例进行重新归纳，约为八项。

　　基于对古书成书、传流与体例的新认识，大量古文献辨证、定性呈现“伪→真”的倾向。这看似是一种“保守”甚至“退步”，实际是在新的学术背景、条件下，学术研究由粗而细、由疏而密、由泛而精的一种进步趋势。这一趋向的影响与意义，已不局限于对某部典籍的真伪辨证，而系直指辨伪方法、范式的反思和检讨，其对《古文尚书》问题的探讨，自也将显示深刻的方法论意义。

　　二、郭店简、上博简引《书》与《古文尚书》问题的新进展 

　　郭店简《缁衣》《成之闻之》，上博简《缁衣》，多次征引《尚书》，包括《古文尚书》，使学界得见战国古文《尚书》的部分原貌，引起广泛关注。

　　《成之闻之》篇有“《大禹》曰：‘予兹宅天心’”语，不见于今本《尚书》，其篇名则与古文《大禹谟》相近。廖名春先生认为，“大禹曰”内容当属于先秦《尚书·大禹谟》，为《古文尚书》晚出的又一铁证。李学勤先生认为《大禹》即是《大禹谟》，举《孔丛子·论书》、郑玄注《书序》等为证，又引《春秋左传》哀公六年孔子论楚昭王语，指出《大禹谟》《五子之歌》可能与《成之闻之》存在内在思想联系。郭沂先生同意李先生观点，并举《大禹谟》“小序”言“作《大禹》《皋陶谟》《益稷》”为证。

　　刘义峰先生认为不宜将两者“对号入座”，为慎重起见，应将“大禹曰”归入佚篇之文。他认为，先秦《尚书》传流远较我们所知的复杂，既存在不同篇名反映同一内容的现象，也存在篇名相同而内容各异的情形。夏禹作为重要的先王，事迹流传广泛，必有多种传本。

　　王世舜先生指出，由郭店竹简引《诗》与今、古文《尚书》，可证《古文尚书》与《诗》《今文尚书》一样，在战国中期即已流行，而两汉及魏晋时期的《古文尚书》，很可能就是战国《古文尚书》的传本。

　　郭店简、上博简中均有《缁衣》篇，与《礼记·缁衣》对应。姜广辉先生推测，古文《咸有一德》《君牙》《君陈》等，当系后人抄撮今本《缁衣》引文，敷衍而成。吕绍纲先生则认为这些篇章未必抄自《缁衣》，而是有源自先秦古文的可能，并认为清人关于古文《尚书》乃东晋人伪作的结论并非无懈可击，仍可再作讨论。

　　虞万里先生在具体比较《缁衣》与《古文尚书》相关各篇基础上，指出很难证明《古文尚书》袭取《缁衣》文句而另造新篇。虞氏总结先秦两汉间《尚书》传流的若干特征，有篇名称谓不同，编次不同，用字不同，甚至错认、错写、省变、残泐，等等。且进而指出，东晋《古文尚书》在文字、篇次上有其独立立场，并非一味摭拾文献引文造作新篇。

　　三、出土文献引《书》与《古文尚书》问题的再思考 

　　初步来看，郭店简、上博简引《书》材料在数量上并不算多，然其内涵却不容小觑。值得深思的是，面对相同且有限的材料，学者间却形成截然相反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歧见仍与清初以降《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的壁垒有关。至于其研究方法、结论之得失，则应结合对古书的反思这一背景加以衡量。

　　现代学者对古书的反思的重要一点，就是认识到古书成书的复杂性，并对其传流、传本等问题进行相对具体、细致的探讨。显然，吕绍纲、刘义峰、王世舜、虞万里等先生已触及并进入这一研究层面。

　　通过这些研究，学界进一步认识到先秦、两汉《尚书》传流的复杂性。立足于这一新阶段与新视角，重新审视《古文尚书》问题，已不宜简单地以“真伪”对其加以评判和定性。以发展、务实的眼光看来，当下《古文尚书》问题研究，应落脚于对其渊源、流变、成书等具体问题的探讨上。

　　在此，我们认为至少应厘清四个阶段或方面的认识：

　　⒈王官传统与《尚书》的起源问题

　　“学在王官”，《尚书》源于史官职守，承载历代先王之道，也是史官所以赞治的工具和途径。将《尚书》渊源定位于此，才能澄清其本质，立于审视其传流的最初基点，也才能理解此后《尚书》传流中形式趋“变”与本质趋“恒”的辩证关系。

　　⒉东周时期的《尚书》类文献传流

　　地下发现只是当时流行文献的残存，东周时期的《尚书》类文献传流较我们所见远为繁复。王室衰微，王官之学下移、扩散，使《尚书》类文献传流呈现多线多样、多本别传的多元状态。在此过程中，各国间的不同政治取向、地域文化差异以及阅读和抄写习惯的不同等，都会对《尚书》文本的衍化、变异产生重要影响。

　　⒊孔子与《尚书》的关系

　　孔子整理《尚书》，对其文本发生重要影响：一为选材，上断于尧，下迄秦穆公，择取有关王道治法，具备政治教化意义者，约得百篇；二为编次，即分编序次；三为补缀，典籍称“诗、书缺”，孔子可能对部分书篇进行补缀、修饰。经此整理，《尚书》传流史上出现第一个定本。汉代孔壁所出《古文尚书》，就是孔门《尚书》之遗。

　　⒋孔安国与《古文尚书》关系

　　《古文尚书》各本，导源于孔壁所出古文《尚书》。孔安国与其关系，比如如何“隶古定”，“以今文字写之”，以及献书经过等，均缺乏细致研究。现应综合各种记载，加以辩证地考察。

　　由此四方面的综合认识，可收到既辨章《尚书》学统，又考镜其文本传流之效。在此基础上，或反思《古文尚书》问题，或审视相关新出土文献，均将立于更为宏阔的新起点和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