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是20世纪港台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之一，他秉承并创造性地阐发了传统儒学的为人之学，赋予传统儒学的为人之学以现代性和世界性，推动了儒学的现代发展。唐君毅理论思考的价值基线是：“人当是人，中国人当是中国人，现代世界的中国人应当是现代世界的中国人。”（《人文精神之重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2月版，第4页）他阐释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及其重建，就是在这一基线上展开，并在此世界观和价值观中探讨人的本质、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如何融入世界文明、如何挺立中国文化自信精神等问题。

　　一 

　　唐君毅赞同康德关于理性“兼为分析与综合”的观点，同时又植根于中国儒学传统。他用“道德理性”来表达人之为人的价值根据，指出：“此理性在中国儒家即名之为性理。此性理或理性，即不断生起创造一切具普遍性之理想之超越而内在的根原。”（《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4月版，第36页）人依“理性”而有“理想”，依“理想”而有行为实践，并在现实活动中表现“理性”的超越与主宰能力。理性综合各种理想，进而发生道德行为，即是理性的功用；而理想与现实能够相一贯的根据，即是人心本有的性情：“此理想的原始的根，在人之生命存在与心灵，对有价值意义之事物之爱慕之情。此爱慕之情，柏拉图名之为Eros，中国先哲谓之性情。依此性情，而人形成一理想时，此理想即先实现于此性情之内，而亦求通过其身体之行为，以表现于外，而实现此理想于其周遭世界。”（《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下），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5月版，第488页）人的道德情感不能凭空出现，需要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与他人共存共在，互相影响、契合才能产生。基于“情”，唐君毅把理性解读为一种与活生生的生命、存在相结合的主体意识，既包含生命的创造力，也包含人的生命活动，是一个丰富多样的统一体。人具有不断为善的能力，并在现实生活自觉彰显理性的功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

　　二 

　　传统儒学建立在宗法血缘的基础上，以人为中心，重视内在精神生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维系。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承担着以文化之、化民成俗的重任。“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儒学肯定心性情一体，以此来理解人的本质以及人的创造能力。从孔子开始，“君子”是儒家理想人格中的枢纽，包含着待人接物原则的修养，包含着治国术，还包含着学习的态度，更多的是从德性角度来分析。根据社会的状况决定自己的行动，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寻求个体行为与社会发展动态的平衡，是对君子行为的最高要求。

　　在儒家思想中，人与人在日常交往中结成群体，按照礼义规范行事。而这种联系根源于人心人情：“礼以顺人心为本”（《荀子·大略》）。人根据自己的情感与生活，来推度、把握他人的情感与生活，并依此理念而展开处世之道和生活结构：以自己为中心，根据他人与自我的亲疏远近而形成一个生活网络，依此来决定对他人的态度。唐君毅指出，“恕道”，即推己及人之道，意义在于“可以使人人皆在世间有一立脚点，以阻碍自己与他人之过失与罪恶之流行。义愤以及与人为善之心，亦皆可以直接使善之在世间，得其自然生长之路。”彰显人与人“互济”的重要性，强调人与人之间互相扶持、同步发展是人获得自我完善的重要方法。（《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165页）

　　儒学通过对传统礼仪、礼俗的承续来发挥教化功能，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文提升。当子路问及修养“成人”的道理时，孔子回答说，有了智慧、清廉、勇敢、多才多艺这四方面的品格，还必须“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矣”（《论语·宪问》）。礼乐均本于人的情感，“礼”主要成就人与人的生命精神活动的秩序、节制与条理，有“节制”和“尊敬”两方面意义；“乐”主要成就人与人的生命精神活动的充实、和融与欢喜，可以使人之内外生命相感通，亦与天地万物之活动相感通。

　　在唐君毅看来，中国人在日常生活的礼尚往来中熏养其道德智慧，看到生命之灵气的流行，欣赏到日用事物之美，化解人之心灵困顿并自觉提升人之生存境界。在这种生活中，人可以获得对天地人我万物通而为一的生命感受，获得性与情合一的生命体验。礼乐精神在修养人格中的关键作用，在于内外相合、表里如一，对个人修养的完成起着贯通和整合作用。（《东方人之礼乐的文化生活对世界人类之意义》，《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11月版，第202-219页）

　　三 

　　现代世界的中国人，既是中国人，也是现代人，两者需要完美结合，行为做事能够合理性、合时代、合人情。在以意义的世俗化、生活的平面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国文化传统如何嫁接西方的宗教精神，而为生民大众提供安身立命的智慧，是唐君毅回答“如何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关键。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来寻求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促进现代中国人的自我陶冶，是唐君毅论“为人之学”的根本旨归。

　　唐君毅指出：“一切文化活动之所以能存在，皆依于一道德自我，为之支持。一切文化活动，皆不自觉的，或超自觉的，表现一道德价值。”（《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自序（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4月版，第5-6页）他以“道德理性”为中心，运思于经济、政治、哲学、科学、艺术、文学、体育、宗教等文化活动，强调各种文化活动的内在统一，并高扬道德主体自我超越、自作主宰的力量，化解各种思想文化与现实力量相结合而造成的冲突。在唐君毅看来，作为现代中国人，需要在坚守中国文化的德性基础，保持礼乐教化的前提下，扩充道德理性“外向开拓”维度，发展科学、民主、法制等客观精神，既接纳现代生活的影响，又保持中国人的精神特征。

　　在唐君毅看来，反求诸己的精神是儒家君子人格最根本的特征，这种精神“表示一种精神上之最高的凝聚，从整个的外面世界，收归自己，即使自己过失，呈露在知过的自己之前。”（《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2月版，第237页）反求诸己精神的缺失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产生精神病痛的原因，挺立这种精神是建设中国文化之必须。而中国人文精神之未来发展亦系于“确认中国人德性生活之发展，科学之发达，民主建国之事之成功，及宗教信仰之确立，乃并行不悖，相依为用者”。（同上书，第7页）他认为，反求诸己精神在科学哲学之中，可以使人在思想复杂、充满矛盾冲突之处稳定自己，使人的精神凝聚、撤退于自己之内；可使人之精神，于一切为必然之中保持自有和超越；可以使人在面对他人之批评与指责时无所寄心。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其根本精神亦包含着“对我以外之他人之从政能放心。此正是相信性善论者之所当至。”在民主政治制度下，反求诸己的精神表现在“一切从事竞选者，在原则上，同须求体察一切选民之意，同须用求诸己的工夫，去体察选民之意。”（同上书，第307页）

　　通过文化教养来促进反求诸己精神的推广，加强世人对人性本善且能不断扩充为善能力的信心，是唐君毅对中国人的现代发展、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