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肇基工作照

　　走进著名摄影家张肇基的家，书柜摆满了小山般的各种画册、杂志和书籍，“这些书里都有我的作品，”张肇基介绍道，随后又幽默地补充了一句，“当然，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书籍在使用我的作品时，我自己都不知道。”

　　张肇基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参加工作后，照相机便始终伴随着他。其中，1980年起他拍摄的反映北京古建园林、城市新貌的摄影作品曾先后共19次由文化部、北京市委、市政府等选送至世界多个国家参加摄影图片展览。他镜头中的影像，记录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别是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留下了大量珍贵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艺术水准，而这些得意之作，也成为被侵权和盗用的“重灾区”。

　　从前根本没有著作权的概念 

　　张肇基回忆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根本没有著作权的概念。那时候使用的摄影器材都是单位所有，拍摄的胶卷也全部交由单位存档。后来，自己能够买得起胶卷了，在工作之余也开始进行创作，当时只是觉得作品能够发表就非常高兴了，没有想到索取稿酬，甚至很多时候作品都没有署名。有一次，一位香港记者来到北京，专门到单位找到张肇基，称其所在的杂志使用了张肇基的摄影作品，按照惯例，将100美元的版权使用费如数奉上，并希望能够开展更多的合作。面对这样一笔本应属于自己的“巨款”，张肇基却不敢收。对方很是执著，认为使用照片一定要给作者支付报酬，这是对创作者的尊重。最终和同事们一起协商的结果是，香港记者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后，由张肇基上交给单位，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现在看来这已成为一个笑话，但类似的故事在当时法制不够健全，版权概念几乎没有的大背景下，却十分普遍。

　　维权成本高而判赔标准低制约着摄影维权 

　　上世纪90年代《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相继颁布，与此同时，像张肇基这样的摄影家也开始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1988年开始，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张肇基开始乘直升机航拍北京，“当时飞机一离地就算一个架次，1个小时需要2万元，一个架次需要4小时。航拍的成本非常高，好作品得来不易。”张肇基谈到。但很多时候摄影家却必须面对这样的尴尬：侵权、盗用这些作品非常容易，即使法院有了判决，赔付额往往也很低，而摄影家维权的成本却非常高。他认为：“盗用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为很多人怀着侥幸心理——逮着我，反正法官判不了多少钱，很多时候，赔偿的款项连摄影师取证的费用都不够。”张肇基介绍到，他曾经打过摄影作品侵权官司，简单来说有三个步骤：首先，证明自己是作者；其次，证明对方侵权；第三，证明侵权者应当赔付的金额。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问题不是很突出，矛盾主要集中在第三阶段，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体系对于侵权，采取的是补偿性原则，而非惩罚性原则，此外同类案件赔偿标准也没有统一。作为法官，虽然法律规定了50万元以下的赔偿限额，但他们不是摄影圈的人，往往不了解航拍等特殊摄影作品的拍摄成本和价值，有的时候在没有有力证据的情况下，不同法院和不同法官间自由裁量的数字差异都很大，这些都给摄影家维权增加了难度。张肇基呼吁，应当参考欧美、日本这些国家关于侵权案件的判罚，他们对侵权案件的判罚金额都是相对比较高的，而且法定赔偿标准还会综合考虑诸如作品的拍摄成本、历史、文献、资料性和艺术性价值，以及侵权人乃至连带责任人的财产情况进行判罚。“解决维权成本高，而侵权代价小这个矛盾，应是当前文艺维权部门重点关注的问题”，张肇基坚定地认为。

　　机构维权是未来摄影维权发展的方向 

　　在沟通中记者了解到，目前，对于摄影作品的维权，如果总以个人为主体，不仅调查取证直至诉讼调解的时间和周期较长，而且成本较高，对法律的专业知识也有一定要求，这些对于个体艺术家来说，都是不小的负担，这也是很多人在面对侵权时犹豫不决甚至放弃维权的主要因素。“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和中国文联权保部的成立，让我们找到了娘家。”张肇基介绍到，近期，他的很多侵权困扰都在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的帮助和调解下，得到了较为满意的处理结果。“他们了解摄影家的所思所想，同时，比我们更具有法律专业性，并能够变零为整，整合不同作者的作品对同一侵权主体进行集中维权，所以机构维权才是以后维权发展的方向。”张肇基同时希望，作为文联的权保部门，权保部能够发挥优势，参与到我国的法律建设中来，在制度层面上推动艺术家维权的体制和机制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