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世哲学与思想史上，区域性思想流派的形成与互动是一个非常显见的现象，整个近世思想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亦因此得以建构与演化。从长时段的视域来看，比如从宋一直到清，乃至清末民初，浙学显然在其中扮演了极具特色而又极富活力的角色。在长达千年以上的历史过程中，要对浙学作出某种形态化的界定，事实上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但是，颇具意味的是，浙学在自身演化的每个阶段，却常常或建构已有的传统，或表达共同的识见，或追步前人的志业，从而有意无意地保持着浙学的连续性。比如叶适对北宋永嘉学术的梳理，无疑是在建构已有的传统；王阳明对文中子王通的高度肯定，足以让人回想起陈亮的识见；黄宗羲颜其书斋为“续抄楼”，正是要接续黄震的学术；以至于清末民初孙诒让、章炳麟对浙学的整理与振扬，不仅见于学术，而且呈于实务。毫无疑问，在这种不断的回溯过程中，既使得区域性的思想传统得以赓续，又意味着浙学确实具有着自身的精神维度，思想者们沿此维度展开他们的论学，表证他们的关怀。尤有意味的是，在今日浙江，从政府到民间，从学者到商人，这一传统依旧，而且不断地被呈现出来。

　　然而，充满戏剧性的是，浙学的精神维度似乎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巨大的分裂，因为其指向分别是外在的活动与内在的精神：事与心。叶适在《温州新修学记》中对此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追述永嘉之学的由来，将其精神关怀并列地概括为两个反向的维度，即内向的“必兢省以御物欲”与外向的“必弥纶以通世变”。但是，叶适在作出这样的梳理时，显然没有因为永嘉之学具有这样反向的精神维度而表现出丝毫的紧张，恰恰相反，他的阐述显得他完全视其为应然。这意味着，心与事反向的精神维度，其分裂只是表面的。在浙学的思想世界中，心与事的精神维度的反向性实质上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其表面的反向恰为之打开了极大的思想空间，构成了必要的思想张力。心与事的反向诉求没有构成精神的分裂，相反，彼此恰成为对方存在与生长的前提与动力。

　　当然，如果考察具体思想流派的精神诉求，似乎仍然不可否认，不同时期的浙学在心与事的维度上呈现出了某种显见的偏向。比如由其名称即已表达的那样，宋代的事功学偏于外的事的成就，明代的心学重在内的心的确立。但是，在事功学与心学各自的思想中，这种偏向与其说是以另一维度的遮蔽为前提，毋宁说是逻辑地预设了另一维度的存在，因为无论是事功学，还是心学，都似乎强调此一维度的彰显恰是得力于另一维度的支撑，同时又促进了另一维度的延伸。它们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显见的偏向，固然来自于它们的理论重心，但同样也不免是一种因名而致的误解。

　　先看事功学。叶适尝针对朱熹《中庸章句序》中所确定的道统，在《习学记言序目》中“总述讲学大指”，详加反驳，以阐明他对儒学精神的认识。按照叶适的阐述，儒家的根本精神并不是围绕着人心—道心而展开的单纯的主体精神的培植，而是在包含了社会伦常与制度工具两方面内容在内的人类文明的建立。这可以说是事功学全部论说的宗旨。但是，在叶适的思想中，这个人类文明的建立，根本上无法依赖于以术下神或徒恃一悟的古今神秘主义，而见闻几废的陆学与狭而不充的朱学同样构成误导，只有依赖于人心在多识前言往行中培育起来的知识理性。而且，叶适强调，人心具有内在的向学主动性，犹如山泉流向江海。换言之，事功既依赖于人心的知性力量，又表证着人心的知性成长。

　　转观心学。虽然建立内在的主体精神是阳明思想的核心诉求，但阳明强调这一主体精神的成长，根本上有赖于事上磨炼。阳明与弟子最后的天泉证道，意欲表达的核心精神，实在于申明作为本体—主体的人心的充实成长是在动态实践中实现的，而不是自囿于精神世界中的某种规定。阳明后学之所以陷入空禅，门径虽殊，但根源为一，即外在的事或隐遁或误判，内在的心终不能有效落实。后来刘宗周起而纠缠，在《人谱》中所开辟的人心成长道路，正在于将内在的心的成长自始至终放置在外在的践履上。

　　不过，相形之下，能够将浙学心与事的精神维度的统一性明确地予以澄清的，则是黄宗羲。他在《明儒学案·序》中指出，“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据此，心固然是内在的主体，但这一主体的真正确立却在于工夫的展开中，而无论对此工夫作怎样的诠释，都必然是人的实践的过程。质言之，心与事的精神维度具有着内在的统一性。

　　基于这一阐明，黄宗羲在学术思想上写出了《明夷待访录》与《明儒学案》这样杰出的著作。在《明儒学案》中，黄宗羲实质上是以一本万殊的思想史观表证了心与事的精神维度的统一性；而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固然坚持传统的端正君心，即所谓治道之本，但更大的关怀是投放在了属于治道之事的整个制度，从而保证治道之本的君心在整个治道之事的展开中得以真正确立。也正是由于对心与事的精神维度的内在统一性具有高度的自觉与坚持，黄宗羲与他的继承者们才极其鲜明地将心与事的统一性具体化为“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理念，以及经史并重的学术门径，在明清中国学术范式发生重大嬗递的语境中形成了既延续浙学心与事相统一的精神传统，又与时代相呼应的别具风格的浙东史学。

　　从事功学与心学对事与心的各自彰显，到浙东史学的心与事合一，同一个区域中先后产生的这些思想流派在历史的时序与思想的转进上，似乎传递出某种历史与逻辑合若符节的信息。这究竟是思想史的真实过程，抑或思想史家的美丽建构，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在赵宋以降的浙学演变史上，两宋的事功学、明代的心学、清代的浙东史学毫无疑问是最具坐标性质的思想流派。这种坐标性质不仅来自于它们在浙学自身的思想传统中所垒起的高度，而且来自于从别的区域，从周边到整个中国，乃至东亚与更广的范围所投射过来的思想目光对它们的识别。然而，依据高耸的坐标固然可以将思想史的洪流加以某种脉络化，但脉络化的过程同样存在着粗陋地简约化，并造成认识失误的巨大风险。这尚只是从思想史的认识客体而言。如果转而反省思想史的认识主体，那么即便是对于这些坐标性质的思想流派的认识，也同样存在误读的可能。当然，尽管如此，除了在体认那些思想者时保持足够的警惕，以及对于体认所获的识见保持足够的可质疑空间外，体认终须进行，识见也应当表达。

　　这里收录了我若干年来体认浙学的一些论稿。毫无疑问，这些成于不同时候，相隔十余年的论稿，显然不是在某种计划下进行的工程，而近似于随机性质的作业；而且由于反复体认的过程，前后的识见发生了某些修改，论述也不免些许重复。然而，当我现在回头整理汇集自己有关浙学的论稿时，却不期然地发现，十多年来的随机作业竟然不自觉地集中在事功学、心学与浙东史学这三个坐标上。虽然我非常清楚，在这三个坐标之间，整个浙学洪流在险难蔽塞中或激或止，呈现出极大的丰富性，但是我同样认为，这三个坐标终究仍足以代表浙学的思想传统。而尤令我欣喜的是，当我重检自己的这些陈迹时，这些有关思想前辈们的零散体认，竟然聚合成我对浙学的精神维度的新认识，使得近世中国思想世界中的浙学在我的识见中不再是散布的湖泊，而是追求心与事共生合成的精神洪流。

　　（《事与心：浙学的精神维度》，何俊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