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多元文化互生的氛围中倡导国学的胜景，赋予建构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时代性，处于精神层面的审美性人格的建构，在当下更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传统文化中历来重视人格修养的构建。儒家学说中有著名的“孔门十哲”之论，指孔子以颜回为首的十位弟子分别擅长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孔门四科”完善了他们的人格修养。三国魏刘劭的《人物志》，不仅是人物品鉴的重要著作，也是人格修养的方向指南。徐复观先生在《中国文学精神》中说：“所谓‘人格修养’，是意识地，以某种思想转化、提升一个人的生命，使抽象的思想形成具体的人格。”在“人格修养”基础上审美性人格的建构更具有艺术化的想象，也更能留给人们一种带有风雅之美的享受。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也说：“余尝作文论中国文评特色，谓其能近取诸身，以文拟人；以文拟人，斯形神一贯，文质相宣矣。”在古典文学艺术中，人格修养与文学艺术融为一体。注重审美性人格的修炼在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兹以此文，来谈谈国学视野中“审美人格”的建构。 

　　深厚的艺术修养，是“审美人格”建构的重要条件。历代的文学作品，与其说是艺术实践，倒不如说是“审美人格”的构建。宋代大文豪苏轼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为人熟知：“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同时代的黄庭坚曾经评价这首词：“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黄庭坚确切地道出了这首词的境界，它传达了苏轼精湛的艺术修养与雅洁超俗的情怀。这首词是苏轼初贬黄州时所作，作者借月夜孤鸿既表现了内心深处的幽独、寂寥，也表达了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心境。晚唐的诗论家司空图在《李翰林写真赞》中评价李白时也说：“水浑而冰，其中莫莹。气澄而幽，万象一镜。擢然诩然，傲睨浮云。仰公之格，称公之文。”借助李白的画像把李白仰视浮云的高洁情怀表露无遗。艺术追求上的旨趣淡远、含蓄蕴藉与人格上追求的本真高洁交融在创作中，使艺术追求与人格信仰完美地融合，这就需要深厚的艺术修养来表达这种审美理想与情感寄托。《庄子·刻意篇》中说：“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纯也者，谓其不亏其神也。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在庄子的哲学里，“真人”也就是具有完美人格的人，其与天地自然同在。这是立于宇宙本源而生发的人生感悟，在艺术上是一种至高审美的人格追求。 

　　“审美人格”的建构需要磊落坦荡的胸怀。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哪一个时代以其审美性的姿态高蹈独步，大家都会想到魏晋时期。魏晋风度为什么能永远地让人铭记，让人在追慕中对那个时代心向往之？这与那个时期人物磊落坦荡的心胸息息相关。《资治通鉴·晋纪》记载：“祜与陆抗对境，使命常通，抗遗祜酒，祜饮之不疑。抗疾，求药于祜，祜以成药与之，抗即服之。人多谏抗，抗曰：‘岂有鸩人羊叔子哉！’”羊祜是西晋的领军统帅，陆抗是东吴的大将军，双方阵前交战时，羊祜不仅对陆抗送来的美酒毫不怀疑地加以痛饮，陆抗也对羊祜送来的中药不加猜忌地坦然服下。如果说嵇康、阮籍等是魏晋风度的领军式人物，那么羊祜、陆抗这种磊落坦荡的胸襟也足以在史册中留下千古美谈。不屈于俗流，保留一份风雅的心胸，王羲之也堪为这方面的代表。《世说新语·雅量》有记载：“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故事通俗易懂，王羲之因其磊落坦荡，不为实利所趋，反而获得了东晋太尉郗鉴的欣赏，决定把女儿嫁给他，这也是“东床快婿”典故的来源。《庄子·田子方》中“解衣般礴”的故事可谓是这一“审美人格”追求的哲学寓意，画师作画原不在真的绘画，而在于不被世俗所缚的艺术追求。它启示我们，无论生活的境遇如何，呈现出本真的生命状态，表现出磊落坦荡的豁达心胸，也许会获得高出俗流的人格境界。 

　　思想交流与对话能促进“审美人格”的建构。交流出智慧是一条颠覆不破的真理。“魏晋风流”与“盛唐之音”之所以成为古典文学的两大奇葩，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两个时代思想交流与对话的繁盛。《三国志·文帝纪》有记载：“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身为魏国皇帝的曹丕，竟然会将自己写好的诗赋文章寄给与自己敌对的吴国皇帝孙权，并且还顺带送给当时吴国的名臣张昭，这是何等风雅的文化盛事！国家对立并不等于文化对抗，思想交流与对话能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世说新语·伤逝》中也记载着曹丕的一则故事：“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与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这则颇具小品演绎性质的故事确切地反映了身为一代帝王的曹丕与文士们和谐平等的交往关系。作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与其经常进行思想交流与对话的曹丕知道他的这个嗜好，于是在他死后让参加丧事的人各学一声来为王粲送行，这也是何等快慰人心的风雅事！曹植也有兄长曹丕的风范，喜欢结交文士，喜欢与这些文士高谈诗词歌赋，如与丁仪、杨修等人的往来。虽然曹植终究没有当上太子成为一代帝王，他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更为艺术更具审美情怀的姿态，其《洛神赋》《白马篇》都是后世脍炙人口的佳作。“盛唐之音”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在于当时宽松的社会氛围下相对平等的思想交流与对话，这里不得不提及杜甫《饮中八仙歌》中那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名句，这简短的一句诗浓缩地刻画了盛唐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与李白高绝千古的艺术形象。因此，思想交流与对话的展开离不开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这种文化境遇也更有助于推动审美化艺术化人格的建构。 

　　“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这句南朝著名文论家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中的名言是古代士人更形而上也更艺术化的人格写照。“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愤，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对岁月无情的悲叹。如果中国历史上有哪一位士人在巨浪淘沙的长河中能让人忆起，总带有风雅文人的英雄式的感伤，非辛弃疾莫属。他的这首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在给人“生当作人杰”豪迈之气的同时，也给人以英雄末路式的感伤。辛弃疾的人格追求是古代士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完美呈现，是一种非常理想化艺术化的人格追求。他的这种非常现世的理想人格追求恐怕只有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中所塑造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艺术境界才能与之比肩。 

　　虽然古人这种文人心性极强的人格追求已离我们越来越远，对古人的遥思与追慕，对“审美人格”的想象与构建，能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传统士人的心性修养，从而在喧嚣面前守候一份宁静，在流俗面前留住一份信仰。传统不等于保守，倡导国学不等于文化守旧。“审美人格”的倡导是为了提升个体的人格修养与文化使命，使个体充满智慧与生命之美。 

　　总之，人类的一切文化行为都是为了人类更好的发展，在当下倡导国学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行为。从形而上的层面来说，国学的发展能够提升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化品格，建构出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形态；从形而下的层面来讲，国学的提倡能够抵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泛化，发现当下社会思潮中的问题症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审美人格”的建构对这两个层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