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指挥家郑小瑛的头衔前可以加很多个“第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女指挥家，第一位应邀在国外排演世界著名歌剧的中国指挥家，第一个具有国际声望的中国女指挥家，创办了中国第一支女子交响乐团……然而这些光环背后的郑小瑛，朴实亲切，笑容灿烂。80多岁的她，依然眼神明亮，精神矍铄，也跟年轻人一样玩微博，留心观看后会发现，她经常在晚上12点左右更新，内容基本都和交响乐、指挥有关，她也时常会上传一些自己的照片，照片里，多是她和年轻的音乐家们在各种演出现场的瞬间，几乎每一张她都在灿烂地笑着。很多人在微博里给她留言，亲切地称她是“‘80后’的不知疲倦的飞人”，“永远都像打了鸡血那样充满激情”，“是大家尊敬的偶像”。

指挥台上的郑小瑛永远都充满激情

　　“如果一受委屈就哭鼻子，就不要来当指挥”

　　郑小瑛收女学生时，对她们性格的要求很苛刻，首先要看的就是她们的性格够不够坚强，如果一受委屈就要哭鼻子，“那就不要来当指挥”。作为一个女指挥，她很清楚女性站在指挥台上需要多么强大的内心，“你要面对台下那么多男性演奏员的目光，保不齐有人就不信任你，你说话他连看都不看你，如果你因此心里犯嘀咕，担心有人不喜欢自己，那就没有时间看总谱，也没有自信指挥大家了。”

　　作为一个在男性的天下里闯出一片天地的女指挥家，郑小瑛的女性指挥家的身份是被无数人追问的话题。多年来她在西方接受媒体采访时，那些记者的问题很直接很怪异：“你是怎么战胜那些男人而站到指挥台上去的？”郑小瑛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在她成长的年代并没有遭受性别歧视，一切看起来顺理成章，“领导觉得我有才能，信得过我，所以我有机会接受培养，结果成绩不错，于是被委以重任，这就是我的路。”她说，“但我也没有因为是女性而受到过优待。”在她看来，指挥这个职业对男性和女性的要求并没有什么不同，它对人的要求是全面的，“不仅是站在台上展示的那些才华，还包括组织才能、文化修养和社会责任感”。

　　上世纪80年代，郑小瑛有次到美国去，认识了一个美国的女指挥家，“一个老太太，80多岁了，坐在沙发里已经站不起来”，但依然目光锐利，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中国有没有歧视女指挥？”当郑小瑛告诉她自己是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时，她感叹郑小瑛很幸运，因为当时的美国对女指挥还有很深的偏见。那时郑小瑛对此很困惑，在那个处处都是“女士优先”的国度里，在指挥领域里难道不是如此？几年后，这位美国女指挥家去世了，有朋友从费城给她寄来一篇悼念文章，题目就是《一个没有被认识的天才》，文章里说：“如果她是男性，她应当是世界一流的指挥家”，而事实上，这位女指挥家一生都没有被一个乐团聘为常任指挥或总监，即从未被委以重任。也是在那时，郑小瑛才理解了“她在世时心里是多么委屈”。

　　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有机会出国后，郑小瑛才知道，原来在指挥界，性别歧视一度很严重。交响乐这个在西方发展起来的音乐品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连乐师都很少有女性，更何况女指挥。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才开始有女指挥。

　　当看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孩干上了指挥这个行当，并站在台上收获了自信，郑小瑛很受鼓舞。但女性如果走上了指挥这条路，就注定要比男性付出更多、克服更多的困难，用郑小瑛的话说，就是“注定要在一生里牺牲掉另外一些东西”。她经常对自己的女学生们讲，她们没有权利生病，因为指挥不能轻易请假，“100个人的演出或排练，早就定好了，大家都来了，你怎能因为头疼脑热不去？”

　　郑小瑛自己经历过的远比生病严重和残酷。“文革”期间，她在中国京剧团工作，这是个“管理很严格的团队”。有一天她突然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当天剧团有场很重要的彩排，她无法提出请假。后来彩排的时候，她看到先生和女儿出现在侧幕条里，心里就有不祥的预感，中场休息时，他们告诉她，母亲已经走了。此时的郑小瑛强忍住悲痛，坚持彩排完才大哭了一场。“作为一个指挥，我不愿意在演奏员面前流露出我在努力克服着什么，让大家同情我，我不希望这样。”她说。当年第一次指挥《卡门》时，上台的前一天，她在一辆急刹车的公共汽车上被从后面甩到了前面，导致骨折。这些伤痛她也不愿意对别人说，在她看来，“这些事情必须自己承受，有些困难必须自己克服。”

　　指挥主要的能力在脑子里

　　在近日闭幕的第一届李德伦全国指挥比赛上，选手们除了排练评委指定的世界经典曲目外，在初赛和复赛阶段，还有一项重要的考试内容是考选手们的听力。在初赛时，演奏者在钢琴上弹奏和弦连接，选手要将和弦记录在谱面上；复赛则考听音纠错，乐队演奏一个不正确的乐谱，选手们要在总谱上标明错误的地方。“这些能力仅从指挥的表演中是看不到的，但是又体现了对指挥的素质的要求。”郑小瑛说。包括复赛时，选手们要排练一个新作品，以此考察他们能否按照总谱上的要求，在排练过程中听出来哪个声部是不对的，或者节奏和音高是怎样的。对指挥来说，这些基础的训练，就要训练好多年。

　　“为什么我们这么看重好的耳朵和好的读谱能力，将其安排到比赛环节中？因为我们很看重指挥的学术功底，指挥不仅是动胳膊，他的主要的能力在脑子里。”郑小瑛说，“如果不能分辨节奏和声音高低，就不要当指挥，当演奏家们都比你明白时，你会很尴尬的。”

　　在中国的音乐学院的教学里，指挥和作曲的课程基本是一样的，但这两个行当最终做的事情很不同，作曲需要写出作品来，而指挥是要能够理解已经写出来的作品，并带领乐队演奏出来。作曲家可以为一个和弦思考一周，指挥家则瞬间就要在演奏现场判断对错，听出问题所在。所以，在郑小瑛看来，一个优秀的指挥除了要有好的耳朵，好的读谱能力外，要对音乐敏感，还要快，“如果读谱太慢，演奏员都会了，指挥还没弄清楚，这就不行”。

　　“原来，我们的教学方式是对的”

　　第一届李德伦全国指挥比赛，最终进入决赛的三名选手均是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出国深造的学生，他们分别来自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辛辛那提大学和柏林汉斯-艾斯勒音乐学院，这也成为本届比赛的一个热门话题。

　　“我们国内的指挥教学的水平是世界领先的。”对此，郑小瑛说得很肯定。作为中国最有经验的指挥教授之一，她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有60年了，她的不少学生，均在多个国际指挥比赛中获得最高名次，还有一些已成为国内甚至国际上的优秀指挥。她从来不反对学生们出国深造，“我始终认为交响乐作为国外品种，你要了解它，才知道怎样改造它为中国人所用”。

　　在相对比较封闭的年代，因为没有机会和国外交流，中国指挥专业的学生水平到底怎样，我们并不自知。直到近些年来，很多学生出国深造后给郑小瑛写信，无一例外提到各自相似的经历：课堂上教授疑惑地问他们：“你来干什么？你什么都会了啊。”郑小瑛这才明白，“我们的课堂教学是世界领先的。我们有很严格的听音训练，我们有门课就叫总谱读法，还有指挥法的训练……”当收到出国的学生们的这些反馈，当他们在国际比赛上屡屡获奖，郑小瑛很惊喜：“原来我们的教学方式是对的，跟外国人比我们也很有信心。”

　　所以她建议，中国的学生可以在国内打下很好的基础后出国深造，“学指挥一定要出去看看，就是要打开眼界，去最好的音乐厅，听好的指挥家指挥好的乐队”，因为对于一个指挥来讲，必须对声音有很好的理解，才能带着对这个声音的要求去训练乐队。当长了见识、开了眼界后，知道了好的交响乐应该是怎么样的，再指挥自己的乐队，水平就可以提升了。

　　当然，在国外也要看自己会不会学习，上世纪60年代初，郑小瑛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时，主要的收获不是来自课堂，她几乎每天都会去歌剧院或音乐厅听世界级的指挥家的演奏，这才是她最主要的学习途径，“如果只单纯在教室里学，会很可惜，也不会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