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森艺术史》采用组合译法，并不是因为组合译法有什么特别的学术上的优点，而是因为组合译法有重大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迅速弥补汉语中知识的含量和世界通用语言知识的含量之间的差距。

　　世界通用的语言目前是英语。今天世界的知识和信息主要是以英语来承载的。任何非英语国家都存在着要把这种目前的“通用语言”中的知识和信息含量转化为母语的工作。我们尝试组合译法做艺术史，只是一个实验而已，根本的作用还是能够调动成千上万的人有计划、有组织地吸收和转述世界上的知识，并不仅限于英语为母语的国家。

　　“组合译法”一定会成为今后国家的重大国策和国家工程。但是在这个工程启动之前，我们利用了《艺术史》的项目来对组合的方式、组织的方法、检验的制度、操作的程序进行了一些实验性的工作。《艺术史》的出版只是这个实验性工作局部的成果。目前，由我所领导的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英语系的翻译研究所的教授们共同在推进组合译法项目的进一步实施和对方法的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组合译法的最大困难，就是工作人员之间由于理解差异形成的矛盾—根植于人的自由意志和理解的差异。组合译法永远不能适用于艺术语言和思维语言的翻译，即对文学和思想的翻译，因为文学和思想的翻译根本不是在翻译，而是在重写。

　　艺术史就是一门人文学科，但是这门学科和艺术与思想的边缘接近。因此，用《艺术史》作为组合译法的实验，不仅在实验组合译法，而且在试验和探索组合译法方法本身的边界。

　　组合译法的根本骨干作用是术语表。所以我们在做《艺术史》组合译法实验时，建立了大规模的专词表和术语表。

　　这种术语表对于中国语文有着重大的推进意义，因为汉语语词的“词源”在进入现代汉语之后，主要的概念和术语其词源并不源自古代汉语。过去所编辑的《词源》，其实只是中国现代汉语的部分词源，而作为整个世界文明的渊源之一的中国语言，正在吸收世界文明而迅速扩大，必须通过“术语表”工作中对于每一个术语的“词源”加大追索和研究的范畴。对许多汉语语词的英文（世界通用工作语言）的追溯，进而对于其语言来自于各自的民族语言的追溯。各种“母语”有可能来自于西方的语言，也可能来自于非洲、阿拉伯、印度和南美，或者东亚地区；再进一步，对上述各种语言的语源的探索而获得，这些语言可能是拉丁语、希伯来语、叙利亚语或者梵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切理解这个中文的概念的准确内涵和外延。对这些语词，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检验其第一次译成汉语的情况：是出自中国哪个时代哪种人的手笔，还是由日本汉字译出，还是外国传教士利用中国汉字译出。同时还要考察译者当时采取这种译法所依据的文本的上下文、他本人及他周围的思想环境。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准确地把握一个术语的意义和应该确定的译法。

　　这个工作虽然我们是从《艺术史》里的术语追究开始的，但是绝不仅限于艺术史的工作，而是中国文明的建设重要的工作，需要很多人来做，要做很多年，或者说要永远地做下去。而且这项工程未必是单向的，输出意义也要求同样的工作，也需要同样的准备。

　　由此说来，一本《詹森艺术史》做了29年，当然是因为作为主持者我所能够赋予的精力和能力极为有限，导致事情拖延，问心有愧。但是，如果读者诸君意识到此件事情背负着“组合译法”和“术语表”建立的意义，大家也就不会过多地责怪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间诚惶诚恐、步履维艰的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