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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玉:“文须有益于天下”

时间:2013年03月29日来源:文艺报作者:

  王聪聪:先生近80年来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您当初是怎么走上文艺理论研究道路的呢?

  徐中玉:我究竟是怎么走上文艺理论研究这条路的,最早要从初中时对国文课的感想说起。我初中3年的国文课学的都是文言文,国文老师总让我们反复地朗读,反复地背诵,他讲课时也总是连连称赞课文写得好,还读得抑扬顿挫、不亦乐乎。可是这些文章究竟好在哪里呢?如果这些文章真的很好,那些作家又是怎样写出来的呢?老师不怎么讲这些,这个疑问就一直存在我的心里,也一直没能得到答案。1934年我考取了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在那里我修了游国恩先生的《名著选读》课、台静农先生的《诗经研究》课、老舍先生的《小说作法》课,等等,开阔了眼界,而直到我读三年级时,听到叶石荪先生开的《文学批评原理》和《文艺心理学》两门课,才解答了我心中的疑问。叶先生留学欧美,专攻心理学,课上却经常利用我国古代文论中的材料。他反复强调,不必迷信外国,古代文论是一个宝库,欧阳修、苏轼、严羽、叶燮、王国维等文艺家的观点和评论充满着真知灼见,非常宝贵,中文系学生应该负起搜集、整理和深入研究的责任。在他的指引下,我逐渐对古代文论,包括《文赋》《文心雕龙》《诗品》以及宋代以后的许多诗话、词话、画论产生了兴趣,也摸索着用卡片积累起研究材料来,就这样,在叶先生的直接指导下,我走上了学习文艺理论的道路。

  虽然“七七事变”后,我随校迁徙,并入重庆中央大学,研究工作停顿下来,但大学毕业后,我为接续起停顿下来的研究,放弃了当讲师的机会,1939年考进了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冯沅君、陆侃如、李笠、穆木天等先生担任我的校内指导老师,郭绍虞、朱东润先生担任我的校外导师。研究院头一年设在云南澄江城外荒山上的“斗母阁”里,晚上一灯如豆,伴着山野里呼呼的风声。第二年迁回粤北,我就在坪石的祠堂式院舍里翻书、查资料、做卡片、写论文,两年时间内读了宋代的大量诗歌理论著作,积下了上万张卡片,写成了30万字的硕士论文《宋代诗论研究》。这使我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能够在研究中遵循较为严格的学术规范,也培养了我较能刻苦的习惯,能够在艰苦条件下孜孜不倦,更让我逐渐认识到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体会到其中蕴含的鲜明民族特色,下定了一生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决心。

  研究所毕业后,我留在中山大学教了5年书,1946年回山东大学任副教授,1948年到上海沪江大学任教授,从此一直在上海各大学中文系任教。虽然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文革”中又被当做“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但在那20年间,我倒是利用闲暇从700多种书籍中做了四五万张卡片,总计有1000多万字吧。我总认为这种学问是有用的,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派上用场,但还是沉潜进去,才觉得心灵有所寄托。

  王聪聪:您提到中国古代文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那么,您认为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具体指什么呢?

  徐中玉:所谓民族特色不能说它是其他民族一定没有的东西,而是说,这些东西在我们民族的文论里占有较为显著的地位,并且具有本民族特有的表现方式。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以为古代文论的特色之一,是尚用。古代文论对文艺的作用认识得很全面,大至经国济世,小至愉悦身心,都有人谈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兴观群怨”中的“怨”字,有两种“怨”,一种是“为民请命”式的,一种是个人“叹老嗟卑”式的。前者是伟大文艺家的共同追求,后者的品格不大高,但“不平则鸣”,也是有一定价值的。“发愤著书”、“穷而后工”都跟“怨”密切相关,这种批判精神是值得肯定的。特色之二,是求真。求真有两个方面:反映客体要真,抒写主体也要真。客体的真不能限于表象,而应写出它的精髓。主体的真还要涉及主体的人品,人格卑下的人能指望他写出真正的好文章吗?人品重于文品,也是古代文论的一个特征,我认为它就是从主体要真这一点生发出来的。特色之三,是重情。刘熙载说:“文,心学也”,古人早看出文学是以情动人、以情感染人的,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作用比疾言令色的说教要深广得多。文学作品可以说理,但说理也得寓理于情。特色之四,是重简要。要言不烦,使人举一反三。“辞尚体要”是古代文论反复强调的,《文心雕龙》不过3万字,已经是古代文论中最成体系的“体大思精”之作。随笔、杂记、题跋、序引、曲话、小说评点等书中的零星记录,往往一语道破天机,闪耀着艺术感知的灵光。特色之五,是形式多样,本身即为艺术品。杜甫的《戏为六绝句》、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司空图的《诗品》,或为诗或为赋或为骈文或为四言句,不仅说理精深微妙,而且本身就是难得的文学作品,这是很可贵的。特色之六,是艺术辩证法异常丰富。一与多、远与近、难与易、厚与薄、多与少、形与神、景与情、有法与无法……它们之间都存在着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关系。古代文论中充满着辩证法思想及其细致的运用,其深刻的哲理内含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究。

  当然,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绝不止我说的这几点,我只是就自己的认识谈一谈。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是一个极为丰富的宝库,其中还有极多的宝贵东西可供挖掘,我们的研究者大有用武之地。

  王聪聪:您认为在这样的民族特色背后,中国古代文论是否具有与西方文论判然有别的一些思维特点呢?

  徐中玉:我认为古代文论的思维特点大要有四:一是强调审美的主体性,理论离不开审美,而物不能自审其美,审美要由“我”来进行。讲究自出手眼、自抒怀抱,言必己出,有自得之见,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注重主体并不等于轻视客体,而是要求主客统一,写出客体必然之理、主体必有之情。注重主体同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也没有矛盾,主体的个性越突出,作品的风格越明显,越能得到别人的推崇,社会作用也就越大。

  二是强调观照的整体性。既有微观、细节,更重宏观、大体。如刘熙载以“飞”字论庄子:“今观其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用一“飞”字,不但肯定了庄子文章有生命、有生气,而且活画出生命极活跃、生气极饱满的情状。又如苏东坡以“寒”论孟郊,以“瘦”论贾岛,都是以一字论其整体,观照的都是整体印象而非细节。

  三是强调论说的意会性。重在意会,点到即止,强调妙悟。刘勰认为:“文术多门,各适其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艺术领域里许多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点到为止反而可以启发灵感,使人自去领悟,发挥各自的创造性。

  四是强调描述的简要性。古代文论既重感性描述又力求简要,显示出描述的简要性。很多文论本身就是文学作品,寓理性思辨于感性描述中,显得鲜活生动。又常常旨在阐明大体,论说根源,往往数十、百字即切中肯綮。两者结合,很多文论既具有形象、感情特色,又深寓哲理和思辨,体现出文艺家学识与艺术才能的高度统一。

  中国古代文论具有这些思维特点,正如一个人个性背后的思维方式,值得珍视和研究。有人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标准来褒贬中国,认为古代文论缺乏体系、直感居多、分析不细,孰不知不同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各有所长,妄分高下是浅薄的,对传统文化一知半解就予以贬斥更是庸人的态度,深入研习、比较贯通、兼收并蓄、择善而从,才是正途。

  王聪聪:能跟我们谈谈您的治学体会吗?

  徐中玉:讲到治学体会,首先一点,材料上要竭泽而渔。这一点很重要,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治古代文论不积累足够的资料,怎么谈得上研究呢?材料多而分散,怎么办?只能一点一滴地积累。对于积累材料,我的一个经验是做卡片。我做过数百万张卡片,就是把两张纸粘在一起,一张卡片上能写两三百字,然后按问题分门别类,放在抽屉里。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呢?首先,抄写过程是记忆过程,做过卡片后印象很深;其次,卡片分类过程是思维整理过程,这就训练了思维,对做学问大有好处。“文革”时候抄家,我这两三千万字的卡片就堆在家门口,没人理会,其实它们才是我的宝贝呢。“书越读越薄”,你积累的东西越来越多,精华的新鲜的东西越来越少,你的功力就深厚了。到了80年代,我深感一个人时间精力有限,就跟我的同事和学生一同编选古代文艺理论材料,出版了涵盖本原、情志、神思、文质、意境、典型、辩证、风骨、比兴、法度、教化、才性、文气、通变、知音15大主题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做了些基础性的工作。材料丰富,写出来的文章有大量的实例引证,才能有说服力,没有资料积累写不出有价值的文章来,言出无据就信口开河,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

  其次,古代文论绝不是书斋中的学问,需要面对文学现状,关注自己所处的时代。我在研究古代文论的时候,往往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打通了古今来谈,希望对现实有所裨益。我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只是“书斋之学”,只是纸上的空谈。比如我的《论“无胆则笔墨畏缩”》就是针对80年代中期文学创作领域的战战兢兢、不敢放言有感而发,认为叶燮所谓的“识明则胆张”是创作自由的最佳注脚,希望大家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创作真正自由的作品。又如我在《论“言必中当世之过”》中认为苏东坡提出的“言必中当世之过”是救时济世的良药,因为他不仅要求作家作品对种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进行批评、揭露,更重要的是要“中”过,要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以纠正错误,医治国家社会的毛病,为人民谋福祉。《“惊四筵”与“适独坐”》这篇则是辨析和议论“惊四筵”往往不如“适独坐”的原因,前者如大跃进时的“放卫星”,动辄号称亩产五万斤十万斤,引得一片叫好,事后却发现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后者则因为用平静、朴质的语言道出真实的道理,不追求虚假的效果,可能一时得不到好评,却能经得起检验,最终得到首肯。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对于哗众取宠的言论和作品不该瞎捧场,不该人云亦云,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头脑,做出正确的判断。

  第三,我学搞文学研究工作,从未想建立什么庞大的体系,或高谈一套一套的理论,或服膺五光十色的主义。凡一种流行过的体系,总有某些见解,或比较新鲜,或比较深入,或扩大了原有视野,不能一概地否认、排斥。但由于文学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这类思想体系往往只能在局部起到开拓、深化的作用,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将之奉为金科玉律。没有一种理论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文艺研究不能搞教条主义。更何况一种学说往往因急于构成体系,忽视或抛弃了很多不符合它设想的东西,给人一种理论是灰色的印象,这也是值得人们警惕的。在这里,我愿意再次强调兼收并蓄的重要性。

  兼收并蓄就意味着要博览群书,研究文学理论不能不读文学作品,不能毫无创作体验,也不能只读文学理论的书籍,哲学、历史、心理等知识都不可或缺。兼收并蓄也意味着要向外国学习。研究生阶段我研究的专题虽是宋代的诗论,但我仍同时读了莫泊桑、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高尔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外国作家的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虽然看得毫无系统,但仍觉得颇受益。在理论方面,黑格尔很有逻辑,也有许多深刻的见解,我愿意读,但有时感觉过于抽象、枯燥。同样是德国人,歌德的谈话录就亲切舒畅得多,歌德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他们的并存很有意味,用不着给他们强分高下。

  王聪聪:您师范毕业后教过两年“高小”语文,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中山、山东、同济、沪江、复旦、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您亲自主编的《大学语文》已出版了3000万册,惠及无数学子,您还长期主持“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工作,一生几乎都在同语文教学打交道。能否谈谈您对语文教学的感想?

  徐中玉:我谈几点感想。其一,认清课程性质的问题。语文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课程?我认为它是一个基础知识、基本工具课,而非政治课、文学课或语法课。培养学生高尚情操是语文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必须寓道于文,因文明道,用作品的魅力熏陶人、感染人。语文包括语言和文学两个方面,两者不可偏废,对文学性的重视不能代替对字、词、句、篇的掌握运用,对语法的讲解和训练也要与作品本身相结合。语文课显然具有综合性,这就要求教师在语言文学方面具有较全面的知识和素养。

  其二,知识与实践结合的问题。“纸上得来总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语文学习最终要落实到对各种知识的熟练运用上。鼓励并指导学生多读多练,使之养成课外写作的习惯;启发学生积极思考,使之养成观察、比较、分析、综合的习惯;引导学生展开讨论,使之养成与人沟通交流、团结协作的习惯,都是非常必要的。总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老师抱着走、扶着走的目的是要让其自己走。

  其三,严格要求的问题。这个“严”字,大有讲究。语文学习不能速成,字词的掌握、名句名篇的学习,不严格监督是不行的。教我初一、初二的国文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就非常严格,总要抽查背诵情况,全班同学都不敢懈怠,初三老师的要求松一些,我们也就没那么认真了。一定程度上的严是必须的,当然也不能严到束缚学生的思路、想象力,要严得合理,严在督促实行,严得符合学习规律与对象实际。至于写什么和怎么写,反而要鼓励他们勇于探索、勇于创新。

  当然,语文教育在不同阶段也该有所侧重。高中阶段的语文课,其定位若是以工具性、知识性为重,那么大学阶段则应在不废工具性、知识性的同时,着重体现人文性、审美性,兼具研究性、创新性乃至深刻的哲理性。

  王聪聪:《大学语文》教材是在什么情况下编写和出版的,编写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徐中玉:原来我们各高校都是有“大学语文”课的,但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照搬苏联模式,就把“大学语文”取消掉了。人文教育这一块几乎完全没有了。“文革”以后,南京大学的校长匡亚明和我商量,希望我们两个学校恢复“大学语文”课。由于缺乏师资和教材,我们就于当年10月份在上海召开高校大学语文教学研讨会,并组成了大学语文教材编审委员会,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编写教材,这样,中断了30年的“大学语文”课程重新开设了。后来全国各个高校陆续开了这个课,最多时有5种《大学语文》教材要求我来编,当然不同类型的高校需要的教材也有所侧重。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1981年编成,32年来已经出到了第九版。后来有些地方盗版偷印,不算这些共印了3000万册。

  我们以精选中国优秀文学名作为主,兼收影响较大的外国文学精品,人文性和工具性并重。教材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熏陶和润泽,注重学生思考习惯的养成,注重学生间的讨论和交流,希望切实提高学生对文学精品的鉴赏水平和审美表达能力,让真、善、美成为学生的自觉追求。无论在传承中国文化传统,还是在活跃提升学生的思维想象能力方面,“大学语文”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大学语文”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王聪聪:1978年至1984年,您恢复了职务,又担任了两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在全国高校中最早试验学分制、免修制、选修制,并通过自愿考试选拔本科生,给予研究生式的定向培养。您还做出了一项规定,有文学才华的学生可以用文学作品代替作业和毕业论文,这是没有先例的。当时这么做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徐中玉:这批学生初中、高中毕业就上山下乡,等到“文革”结束到这里读大学的时候,已经在乡下待了十年八年,社会经验很多,我们就鼓励他们把那种经历写出来。因为搞文学创作阅历是很重要的,他们有这个抱负,就该支持。所以主要还是靠他们自己认真学习、独立研究,系里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做了些工作,如出台这个规定,分配时也为他们后来的发展前途做了些考虑。当时赵丽宏的毕业论文是一本诗集,孙颙的长篇小说《冬》1979年就出版了,我也发表文章支持了他,他写得好嘛。又如现在清华大学的格非,本科是在这里读的,他教书教得蛮好,写小说也写得蛮好。还有王小鹰、陈丹燕等,那批出了很多人才,出现了一个“华东师大作家群”,就是他们这些人。还有一个“华东师大青年评论家群”,如南帆、王晓明、吴炫、陈伯海、许子东等。当然大环境也很重要,那时文化氛围较为宽松,客观上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王聪聪:您在担任中文系主任期间,和周扬等人组建了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并创办了《文艺理论研究》;和郭绍虞先生一起推动组建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推出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并依托《大学语文》的出版,和匡亚明先生牵头成立了大学语文教材编审委员会。此外,您还担任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等。您成立学会、创办刊物的初衷是什么?

  徐中玉:我办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5年。那时我在山东大学读大二,由于我常给天津的《益世报》投稿,报社主编希望通过我获得山大教授们的稿子,就每期辟给我一块版面,让我编辑小品文。他希望另起一个名称,我就去找老舍请教,老舍说既然《益世报》要搞小品文,就叫益世小品吧。老舍、洪深、王统照、吴伯箫都写过稿子,我搞了半年,一共有24期吧。但是后来抗日了,事情也多,我也参加了另外一些活动,就停止了。通过这个经验我认识到办刊物虽然很花时间,但是作用很大,可以汇聚很多人的能量,形成一股正面的力量。1946年,我回到母校山东大学,教学之余为济南的《山东新报》编《文学周刊》(一整版),为青岛的《民言报》编《每周文学》(半版),更加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

  “文革”之后,我重新担任了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迫切想要追回20多年浪掷的光阴,为了把中文系办好,就要以科研为本,以教学为本,而成立学会、创办刊物,可以凝聚全体师生的力量,鼓励大家发表学术成果,激发大家埋头科研的热情,从而提高全系的教学科研水平;也能推动和兄弟院校的合作,共同推动文学研究走向深入;更能将前人的成果发扬光大,从古和洋的文化遗产中,找出一切“是”的东西,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

  王聪聪:您先后出版过十多种专著,主编过五种大学教材、十种期刊,同时又兼任很多社会职务,包括第五届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能否请您谈谈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之间的关系?您又是如何平衡其间的关系的呢?

  徐中玉:首先,教学和科研之间小矛盾是存在的,总的说没有大困难。搞得好,教学和科研反而能互相促进,一方面,搞科研可以更好地服务教学,另一方面,教学相长,教学可以鞭策教师深入研习,学生的需求和问题也能促进教师的思考,启发其灵感。

  其次,我认为如果健康条件许可,在教学科研之外,适当承担一点行政事务或社会工作,对教学和科研并不是绝无益处的。行政事务搞得不好,对教学科研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校长不会管理,这个学校便极难办好;系主任不会管理,这个系便极难办好。再进一步讲,社会科学的各种学问,讲的都是与人有关的问题,多同各种人接触,同各种复杂问题打交道,可以了解人们的心理、性格,也可以深入理解事物的复杂性,减少些主观迂阔的毛病,还能训练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对自身治学也是有益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这个意思。我佩服苏轼,不只因为他是一个全能的文学家,也因为他在行政事务上颇有才能。他是个良吏,任地方官期间做过许多实事,开河、筑路、治军、审案、防灾、访贫问苦,都干得有声有色。他的文章思路开阔、汪洋恣肆,应该也与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有关。中外许多大学问家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歌德等,他们的实践经验都非常丰富,绝不是足不出户死读书的人。

  至于如何平衡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不断有人来找我编教材和期刊,另一方面我有很多同事,可以找大家一起参与,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嘛。1989年我退休后依旧认认真真地工作,大概比一般工作的人还要忙些,实际上是“退而不休”吧。我有兴趣多做这种工作,弥补历次运动浪费掉的时间。生命的意义,不正是为一个有价值的目标而不断追求吗?

  王聪聪:先生经历了民族忧患深重的时代,又长期研究古代文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浸淫,对于爱国是否有更深一层的体会和感悟呢?

  徐中玉: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有幸有不幸,幸与不幸复杂交叉,很难截然划分。当时的感受和后来的回想又不太一样。许多年来虽然经历了各种挫折,但爱国心从未稍减,而忧患意识始终激荡不已。

  我一直觉得,过去经常只以爱国为第二甚至第三等的评价,实在太小看了。爱父母兄弟,爱亲戚朋友,爱故乡山水,爱深厚的文化传统,这是多么自然又多么深刻的感情,很难想象一个人不爱自己身边的人,不爱自己的民族,却有着深刻的人文关怀和高尚品德的。祖国在我心中,这种爱国情怀同政权并无必然的关系。千百年来政权时有更迭,有好有坏,好坏无常,但中国人民的爱国思想并未时有时无。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亡国与亡天下的差别。

  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确实物美、价廉、耐磨,穷也穷不走,打也打不走,忍辱负重,对自己的土地和文化充满了挚爱。我认为,正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孕育了这样的书生意气。书生意气往往被认为是贬义词,我却认为其中蕴含着深深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这才是真正的书生意气,它是一种升华了的知识者精神,体现了知识分子高尚的理想和追求。顾炎武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是自觉负起责任的精神,不是为了功名富贵,也不是自以为能扭转乾坤,而是一种责任感和对国家民族深沉的爱。价值观念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但这种精神却不会过时。我认为,真正伟大的文学家身上绝不缺少对国家和人民的强烈担当,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概莫能外。这正是顾炎武所谓的“文须有益于天下”。

  这种“志士仁人”的精神品质是从孔孟一路发展下来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优秀的传统。有的作者够不上“志士仁人”的标准,虽然也写出过一些较好的作品,但终究不能得到大家最高的评价。我们的文学批评一直在审美前提下强调文学家的社会责任感,这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应予珍重,不必打倒,也打不倒。

  长我14岁的老同事许杰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早年亲身参与五四运动,加入“文学研究会”,写出了《惨雾》等小说。大革命失败后,他去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编报纸,算是南洋华文文学的开拓者。后来就一直在各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为人忠厚诚恳,“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大事上却非常坚持原则,历次运动都遭到冲击。即使这样,依然没有泯灭他的正直和责任感,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仍坚持写回忆性的文章、写杂文,为社会的阴暗面忧心忡忡、大声疾呼。“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他的身上,正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我1952年来华师大,他当时是系主任,我们在华东师大共事了40年,我深深敬佩他的精神。

  热爱、继承、发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爱国心较为深沉的体现。我从事古代文论的研究,也正是为此尽一份力。


(编辑:路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