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的学者应当具备“人间情怀”，所谓人间情怀，就是你要看得见生活在你身边的普通群众，体会到他们的哀乐，然后写下带着你生命温度的文字，给群众以思想。

    当下我们的文化传播弱在中层，专家学者新出产的思想观点，难以到达基层社会，学者们成了坐在高山上的传呼者，他们相互传呼相互欣赏，但人民分享不到他们的思考。我的想法是将三山五岳的理论与中国人民的本土生活结合起来，完成一种学者学术生产的自产自销。

    身为“北大十佳教师”之首的孔庆东，开博客六年，点击率接近6000万，他的“庆东体”博文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最新现象”。孔庆东先后师承钱理群、严家炎，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文学和戏曲研究，一直对鲁迅、老舍和武侠小说情有独钟。年轻时的孔庆东继承了鲁迅那种深刻的怀疑、批判精神，以“肩起闸门”为己任。后来年纪渐大，阅历更深，领悟到“肩起闸门”的形象，只是一种文化精英的启蒙者姿态，放“孩子”去“光明的地方”才是目的。于是，“放下闸门，立地成佛”，孔庆东放弃了那种“肩起闸门”的启蒙者英雄姿态，开始“在人群里看热闹”，混迹于人群中。

    其实孔庆东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是不少青年人的精神导师，也是很“生猛”的幽默大师。后者可谓是孔庆东的“江湖意象”，这个意象实在太强大，太深入人心，强大到甚至淹没了他在生活中的“自我”形象。其实，日常生活、教学中的孔庆东是严谨严肃的人，十分具体的人，他曾在课堂上说：“老舍用一双含泪的眼睛，默默地注视着前台的观众。”然而孔庆东自己也何尝不是如此。近年来，一部分学者毅然走出象牙塔，承担起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介平台向公众传达他们对当下社会的思考，和普通公众越走越近，同时让自身的学术思维更加“接地气”。这已形成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文化潮流。其中，孔庆东是典型代表。为此，记者近日就知识分子应该如何为普通民众服务采访了孔庆东。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的“庆东体”更像是适应新世纪传媒特点的一种文体、语词实验，很受读者欢迎，在这些看似零散的文字里贯穿你的思考和情怀，可能比写学术专著更费精神。你为何选择这种表达方式？

    孔庆东（以下简称“孔”）：“庆东体”可以说是一种为了应对新世纪的媒介环境而进行的文体实验，一种汉语边缘上的探索，我想用轻松活泼的笔调把对时事的看法，和自己的学术思想、思考，举重若轻地打散，穿插在我的日记、书信札记中，形成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有思想启发，又有精神补给功用的文字。当下我们的文化传播弱在中层，专家学者新出产的思想观点，难以到达基层社会，学者们成了坐在高山上的传呼者，他们相互传呼相互欣赏，但人民分享不到他们的思考。我的想法是将三山五岳的理论与中国人民的本土生活结合起来，完成一种学者学术生产的自产自销。

    记：这种“庆东体”的性情文章在给你带来巨大读者群和声誉的同时，也随之而来一些争议。虽然你曾多次解释，甚至直接宣称“我不幽默”，但是善意的读者们似乎并未“领情”。

    孔：我自己写的文字，一向有立场、有个性，其实我不是一个幽默的人。我的文章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幽默的，即使是那些幽默的文章，它的背后也是很沉重的东西。是这些背后的东西，决定了文章的价值。所谓的“幽默”，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段，有时是为了说得含蓄，有时是为了说得精练。我希望读者通过我的“幽默”，去看到那幽默所指向的东西，看到我的严肃，我的固执，我的愤激。总之是看到我的“不幽默”。

    一个好的学者应当具备“人间情怀”，所谓人间情怀，就是你要看得见生活在你身边的普通群众，体会到他们的哀乐，然后写下带着你生命温度的文字，给群众以思想。普通群众不是不需要思想，而是需要有人给他们传授思想和思考的方式，知识分子必须与民众相结合，必须深入民众，团结民众，既要学习民众，也要教育民众。学者们应该把这些东西贡献出来。学术研究的出发点是什么？读书、查资料、坐冷板凳，归根结底是一种技术。当这些都做到以后，最后差在哪里呢？我觉得就差在你是不是有生命，你对生活是不是有新鲜的感受。你所写的文字与你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有没有联系，要是没有，那你的学术就没有价值。把人间情怀压在纸背，方为第一流的学术。

    记：国家高速的现代化转型，传统与现代间的纠结和撕裂，日渐纷繁迷乱的流行文化和高速度的生活节奏，容易使人们陷入一种群体性的“现代性焦虑”中，而我们的文化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在人民迫切需要精神指导和文化解答的时候，仿佛出现了集体性的失语。

    孔：现代人的焦虑来自于现代化，现代化本身就是对人性的束缚。自从进入现代社会，人就被分成各种专业、职业、学科，人的工具性强了，文化生活没有得到满足必然会陷入焦虑状态。每个尚在关注关怀人民切实文化需要的学者都需要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和交流方式。

    记：你说过“于丹是两千年前的孔子”，这句话给你惹来不少非议，我想你是赞同于丹走出学术象牙塔，把孔子思想化为群众能听懂的道理，开导观众解除生活的迷惘和焦虑吧。

    孔：于丹讲《论语》，孔丘讲周公，都是公德事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大众文化普及工作。如果她哪里讲错了，大家批评指出就是了，天下没有不出错误的学者。于丹的工作，拉近了《论语》跟民众的距离，总体上应该肯定。当年孔子讲的东西，在春秋时期，对当时的老百姓而言也有“心灵鸡汤”的功能。

    记：在“十七年文学”中“三红一创，保林青山”这些经典文学作品曾经创造了中国图书发行奇迹。而发轫于伤痕文学的新时期文学，经历了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派等潮流，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作家越来越关注自我的生命历程和叙事模式创新，我们很多的现实主义作品，虽然立足于吾土吾民，但是在讲述故事的方式上越来越新颖，给普通读者带来了一定的阅读障碍，我们作家的“我是谁”、“我为谁而写作”的定位似乎有些模糊。

    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文学作品，反映的是那个时候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心情。这些作品都综合了多种文学因素，它不是只给少数人看的阳春白雪。真正的给多数人看的作品，不见得是媚俗的，它并不迎合低级趣味，恰恰相反，它迎合的是高级趣味，既通俗易懂，同时又引导你往前走，真正做到了鲁迅先生所讲的“文艺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行的灯火”。文艺应当是灯火，但这个灯火并不是照得你眼花缭乱睁不开眼，你看着灯火很温暖，你愿意跟着它往前走，你的心里是温暖的、温馨的、愉悦的。这是当代文学的一个收获。作家应该有自己心灵探寻和叙事创新的作品，也应该为基层人民写作，为有基本阅读水平的读者写作。

    记：你提出文艺要有浩然正气，正气从何而来？

    孔：现在的艺术作品，经常忽略思想性，忽略文艺的教化功能。30年以前，教化功能太强，后来要纠正，但纠正到另一个极端去了——完全不讲思想性。现在的很多大中学生存在着没有艺术鉴别能力的问题，不知道什么是好艺术，看艺术作品只是为了笑，看不了让他哭的节目，我觉得这是一种缺陷。我们不一定非要演革命传统的戏剧，传统文化的、外国的作品都有感人的，都有带着浩然正气的。我们应该多演这些有浩然正气的戏，特别是到大学里去演。